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八十九）

　　　　　　　　　　　　　——摘自2015年第七期《炎黄春秋》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页）他还说：“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也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主张。此后的几年里，中共相继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若干政治运动，大量的“民主党派”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多党合作由此受到严重破坏，“互相监督”开始变成共产党单方面对民主党派的监督。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清一色的中共党员担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多党”名存，“合作”实亡。　

   　　　　　　　　－－吴伟：邓小平推动多党合作方案，《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1－2页

　　　　　　　　　　　　　　　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党的领导”的一种体现。从形式上看，中国除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存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八个政党却没有自己的政纲和执政目标。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能否形成一个让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同上，第3页

　　　　　　　　　　“两胎加间隔”的生育试点和未能在全国推行

　　全国“两胎加间隔”的试点地区实行“二胎政策”已经长达30年，覆盖人口800多万人。他们的实践足以表明，二孩生育政策“既能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又为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这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宽松的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更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开展。

　　遗憾的是，1987年1月胡耀邦因“生活会”的召开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赵紫阳也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胡、赵在较短时间内相继离开了中国最高决策层，这使得胡、赵的批示精神在计划生育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其后的中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胡、赵批示的正确与远见卓识。但这种正确和远见卓识，是以付出的巨大代价证明的，特别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的演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社会长期发展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人们至今仍缺乏深刻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也很有必要，很少有人怀疑计划生育的正确性，但究竟采取怎样的生育政策，却有着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在持续近20年低生育水平下、仅仅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是不够的，放开生育二胎直至生育完全放开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这也说明，31年前的胡、赵批示，其基本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陈剑：八十年代调整生育政策的来龙去脉，《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18页

　　　　　　　恩格斯晚年承认当年“消灭私有制”的提法是种失误

　　恩格斯于晚年则明确承认了当年“消灭私有制”的提法是种失误。他在临去世前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马克思是理论高手。此前，他已从抽象的理论层面对原有认识做过修正，实际上放弃了“消灭”论。他认定资产阶级所有制在其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甚至对于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使这一变革“成为真正的进步”，而“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

　　　　　　　－－匡萃坚：对“消灭私有制”理论的反思，《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20页

　　　　　在林彪外逃的问题上，集中表现了文革的政治弊端和林彪的性格特点

近年来，很多历史细节开始浮出水面，人们发现林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林彪“阴谋篡夺最高权力”那么简单，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在林彪外逃的问题上，集中表现了文革的政治弊端和林彪的性格特点。林彪是当代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一生经历大起大落，由军转政，由神而鬼，人生变化多端，是时代各种矛盾的集合体。林彪性格阴沉，深藏不露，具有典型的多重人格特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表里反差很大。他是战功卓著的元帅，又是大搞“政治挂帅”，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一人；他一生功业都是在毛泽东麾下取得的，是毛泽东亲自扶植的接班人，但最后却又背叛了毛；他积极支持文革，其政治生命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又以自己叛逃的机毁人亡从根本上颠覆了文革......

　　　　　　　　－－王海光: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26页

　　　　　　　　　　　　林彪是鼓吹个人崇拜的第一吹鼓手

　　无论怎么说，林彪是鼓吹个人崇拜的第一吹鼓手，对文革是负有重大政治责任的，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发动文革离不开枪杆子和笔杆子。按林彪自己的说法，所谓要依靠“两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在文革集团内部，一个是军队的枪杆子集团，以林彪为代表；另一个是笔杆子集团，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主。他们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什么质疑的余地。　

　　　　　　　　　　　　　　　　　　　　　　　　　　　－－同上，28页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有两大贡献

　　胡耀邦是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领导人。大家公认，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一是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在他指导下，写了学习文件，明确提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并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进行讨论。胡耀邦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并同意在《理论动态》发表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耀邦顶着巨大的压力，指导撰写一系列文章，将这个讨论推向高潮。胡耀邦是这场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论著都记述了胡耀邦的这一历史功绩。

　　　　　　　　　　－－沈宝祥：“经胡耀邦审定”说法的由来，《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29页

　　　　　　　　　　　　　　　　　1962年的三件大事

　　1962年上半年有三件大事，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生产大破坏、全国大饥荒饿死大量人民惨剧的教训。有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共七千零七十八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刘少奇做了主旨报告（当时毛主席已退居二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中央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做了自我批评。会议从1月11日开幕，原定1月30日闭幕。在讨论报告时，代表们发言热烈，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不少代表表示，还有许多话要说，故会议决定延长，以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讲完。　

　　二是2月至3月，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和文艺界的几个会议，与会同志着重提出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许多有关问题。当时主持会议的聂荣臻、陶铸等领导人都认为这些问题严重阻碍着知识分子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需要妥善解决。他们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　　　

　　周总理十分重视，专程去了广州，3月2日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等会议的同志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从理论和历史上论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许多问题，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6日，陈毅副总理在会上做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陈老总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时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全场气氛热烈欢欣。

　　三是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为近几年拔白旗、反右倾时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甄别平反。主要是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处分的绝大多数戴了帽或不戴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只有极少数人没有平反。可以说把反右倾运动一风吹了。还让这些受冤屈的同志开“神仙会”，叫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据说这在“七千人大会”中领导上就是这样提的，目的是发扬民主风气，让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我（张惠卿）当时就是在人民出版社得以被甄别平反的幸运者之一。　　　　

　　　　　　　　　　　　－－张惠卿：1962年的大事和小事，《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33页　

　　　　　　　　　　　　1962年的一件小事：为曾彦修平反的夭折

　　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当然会联想到，既然反右倾运动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得到了平反，那么反右中受冤屈的同志理所当然地同样也应该得到甄别平反。而实际上中央领导人，除毛泽东外，也确实想到了，并已经着手开始行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大灾难。所谓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消灭资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消灭一切不同意见，统一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意志。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党风雨同舟的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置于敌对地位，使几十万具有独立思考宝贵精神的知识分子精英遭到了灭顶之灾。　　

　　......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曾彦修原来是全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后来突然被打倒，他是在《人民日报》上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第一个“党内右派”，全国闻名。列了他六条大罪状，什么反党、反苏......其实一条也不能成立。曾本人也多次向中央申诉过，所以他的情况上面都清楚。　

　　1962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有两位干部到人民出版社来，要调阅曾彦修的档案。接待他们的是人民出版社主管党务行政工作的副社长周保昌同志。

　　当时这两位同志明确对周保昌说，他们是奉刘主席之命，来调查了解曾彦修的右派问题的，准备为他甄别平反。关于改正平反右派分子的问题，中央领导人考虑在全国先找几个比较典型的人做试点，然后再铺开，曾彦修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还说，这件事毛主席还不知道，所以你们要保密，千万不要外传。他们要先看看曾彦修的档案材料，必要时还要找曾本人谈话了解。　

　　谁知有一天这两位同志惊惶失措，气急败坏夺地跑到人民出版社，找到了周保昌，当时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他们对周保昌说：不得了，出大事了！准备平反右派的事不知怎么给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听说后一下子发了大火，暴跳如雷。说毛主席周围的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那么大的火，都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们说，那天毛主席在他住的房间里怒气冲冲地来回走了好几圈，然后拿毛笔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七个大字：“你们想要干什么”，还在后面狠狠打了一个大问号。写完后气得把笔使劲摔到了地上，脸色难看极了，太可怕了。刘主席要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有关活动，把外面办理此事的人赶紧都撤回来，就当完全没有这回事。

实际上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已经对刘少奇窝着一肚子火了。因为大会代表的所有批评显然是直接对着他的，在大量事实面前，他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受了不少气，但不好发作。接着开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又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这些也都是针对他的纠左行动。他表面上隐忍了，但内心的怨气愤恨却愈来愈强烈，哪能容许再为右派平反，他终于震怒了，爆发了。恨不得把刘少奇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目的达到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确实是太可怕了。

国家机关党委那两位同志，当时还来不及当面找曾彦修谈话，甄别平反的事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紧接着毛泽东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之前的8月份，先在北戴河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两次会上，毛多次大讲阶级斗争。他联系当时正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强调现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说有人在全国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争的同时，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倾向。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千万不能忘记。从现在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这些思想言论正是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国立即陷入了极左思潮的一片肃杀冷漠之中，把上半年那种宽松欢乐的气氛一扫而光。右派改正平反问题成了一大禁区，人们噤若寒蝉。在毛泽东没有离开人世以前，谁还敢再提。

一个人的意志操控了一切，我想这也正是右派这个大冤案何以拖了二十二之久，一直到毛泽东逝世三年以后的1979年，才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力争之下得以改正（还不是平反）的原因。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同上，33－35页

　　　　　　　　　　　　　　　　孔林变农场的悲剧

　　　1968年10月，曲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创建抗大式五七大学的方案》，提出“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的具体目标。11月，便组织教职员工轮流去“开发孔林”了。　

曲阜市的有关资料指出，文革期间，孔林遭到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孔林，有墓10万余座，被挖2000余座；历代栽植的树木42000余株（不含民国晚期以来的），被毁古树万余株；墓碑4000通，被拉倒的近千块。

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间曲阜文物遭劫的书，提及了曲阜师院“向孔林要粮”之事。它指出，曲阜师院在孔林开荒200多亩，伐树500多棵，平坟1000多座，砸毁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筑厅殿9间，就地伐树建房41间，还随意砍树做饭，取暖。　

　　　　　　　　　　－－张顺清：孔林变农场的悲剧，《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35、37、38页

　　　　　　　　　　　毛泽东如何组织人民“15年超英赶美”的？

毛泽东不仅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且确立了15年超英赶美的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任务和目标？顾准指出，“1953年以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过度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和消灭过剩人口——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日记》第232页）。为此，毛泽东“建立了一套实现这一办法的体制，经多年经营，已经成功”。其结构如下;　

甲、公安户籍体制。有此一条，灾区农民，无法流入城市，每天吃菜一顿，也不能再外出逃荒。　

乙、人民公社，依然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织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如水利）队伍。

丙、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以，在宪法有居住自由这一条规定之后，有逃窜犯的名目（《日记》第184页）

通过这套体制，政府就能控制生产、分配、消费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控制生产和分配的办法是“征购”和“核产”，“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标定产量，根据上级的意图做调查”（《日记》第183页），于是形成高指标，大征购，甚至把口粮和种子也拿走。控制生产和分配是为了控制消费，“公共食堂成为消费管理——管得彻底无比的武器（《日记》149页）

实施这套体制，就把劳动力的价格圧到不能再低，并阻止城乡劳动力流动，一方面为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迅速进行积累，不仅可以动员七千万人上山搞水利，炼钢铁，而且“大小工业都可以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还有剩余，那么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商城的戏院就应运而生了”（《日记》第196页）。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并总结出饥荒中死亡的规律：病了，肿了，“走”了。缺粮和饿死人从1959年冬就开始了，顾准该年11月的日记就记有“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足。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日记》第139－140页）。“柳学冠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两个孩子，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特别大，......十五个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不算小了”（《日记》第177页）。同时“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日记》第183页）　　
　　　一边是饿殍遍野，人相食，一边是朱门酒肉臭。顾准揭露说，“在此哀鸿遍野之时，商城生活水平高的人还有的是。蔡璋说，他那儿住着城关公社的党委书记，天天吃肉，天天吃油炸粿”。“沈（万山，劳改农场的场长－－引者注）公开地吃，鸡、肉常有”（《日记》188－189页）

　　　　　　　　　　　　　－－张曙光：顾准的探索和贡献，《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41－42页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亚蒂·森谈中国的饥荒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亚蒂·森深入研究了贫困、饥饿和饥荒，......其中也谈到了中国的饥荒问题。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饥荒的防止非常依赖于保障权益的政治安排”，“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中国在防止饥荒上曾有重大的失败。在中国1958－1961年间的饥荒中，许多人未能幸免。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　　

　　　　　　　　　　　　　　　　　　　　　　　　　　　　－－同上，42－43页

　　　　　　　　　　　　　　顾准的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

　　顾准界定了科学精神，认为科学精神与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回事，它与权威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第364页）。而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允许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实施彻底的批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顾准反对历史目的论，主张进步的历史观。他明确指出，哲学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而主张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是基督教的传统，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这是彻底的幻想。革命家都是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一旦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并为之而奋斗，那么，他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就会不惜牺牲民主，而实行专政。　

　　　　　　　　　　　　　　　　　　　　　　　　　　　－－同上，44页

　　　　　　　　　　　　　　　孙大午的“私企立宪”

　　现在，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孙大午在企业内部实行股份制改造，按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聘用职业经理人，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或者在企业内部试行员工持股，岂不是更符合改革精神？对此，孙大午回答，股份制不是没有试行过，但不成功。他对现存的资本市场也有自己的看法。在研究中外历史上的案例后，他最后选择了“君主立宪制”。按照他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其“产权整体传承，永不量化分割”的理念，因为他笃信“私企不姓私，而是私的积累，公的发展”，是私有、公治、共享。在我看来，孙大午之所以选择“君主立宪制”，恐怕还与他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有关。中国是一个被自然经济、农耕文明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社会意识中“均贫富”的大同思想根深蒂固，而产权保护意识和契约精神十分淡漠，加上长期阶级斗争引发的诚信意识也十分的缺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引进西方文明国家的制度，往往会变形走样。与其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引进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如从中国国情出发，采取渐进的改良方式，逐渐积累民主的经验，待到社会上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普遍树立之后，再与世界接轨也不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大午集团的“私企立宪制”，也不失为一大“中国特色”。

　　　　　　　　　　　－－保育钧：我看大午“私企立宪”，《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88页

　　　　　　　　　　　　肯定正确和指出错误是历史研究永恒的功能

　　历史是一个曾经的客观存在，是对是错都要面对。肯定正确和指出错误,是历史研究永恒的功能；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正能量。......如果在这个时期，还是只有歌颂“大好形势”一片欢呼，没有万众一心面对错误，改正错误的局面，就没有嗣后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和初步的繁荣昌盛。这才是真正动摇了“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历史罪人。　　

　　......我以为，敢于面对自身的错误，勇于改正自身的错误，是一个政党健康强大、充满希望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说，不仅欢迎群众对党的监督，并且要把监督制度化、法制化。批评错误，是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根本上说，《炎黄春秋》顺应了中国社会的这个进步的大趋势。　　　

　　......一部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执政的合法性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地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为人民不断地创造实实在在的福祉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的；不是几个小人歌功颂德，“歌”出来“颂”出来的；歌功颂德达于高峰，非文革莫属，它只能成为民族浩劫的标志。这个沉重的血的代价，是世世代代的党员和人民万不可以忘怀的！

　　　　　　－－沈敏特：崇尚玄学，还是坚持科学，《炎黄春秋》2015年第七期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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