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八十八）

　　　　　　　　　　　　　——摘自2015年第六期《炎黄春秋》

　　　　　　　　　　　　　　法治和阶级斗争论无法并存

　　自由和法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要实行法治，就要告别阶级斗争偏执症。各类人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矛盾，但主导方面是各方有共同利益，罔顾法律另立标准，制造敌人，只能误国殃民。公民自由权利，载于宪法，任何人无权践踏。史鉴昭昭，千万别重蹈覆辙！　　

　　一句话，法治和阶级斗争论无法并存。判断是否违法、犯罪只能以法律为标准，公民可以做法不禁止的任何事情；这是法治ABC，阶级标准不容置喙。　

　　－－袁伟时：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第3页

　　　　　　　　　　　　　　　“四个决不”的提法不妥

　　2015年新年伊始，我国若干大学有人提出“四个决不”：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听到“四不”要求后，有人立即响应，扬言“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不听话的教师要“坚决清除，予以严惩”！如此密切互动，剑拔弩张，使一些大学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许多教师捏着一把汗，不知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开除解决不了是非之争

　　上述“四个决不”除了不允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课堂上蔓延一条外，其他三条都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西方价值观念，就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模糊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源于西方，并非中国的特产，诚如一句名言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共建党以来，始终把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历届党章的明确规定，何以能将西方价值观念一概否定？决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岂不是连马克思主义也要封禁？至于什么是“攻击诽谤”、“抹黑”以及“不良情绪”等，也很难界定。文革中用得最滥的罪名，就是《公安六条》所规定的“恶毒攻击罪”，由此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如今又重新捡起“攻击诽谤”等莫须有的罪名，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四个决不”中的“决不”逻辑混乱，政策界限不清，极容易混淆是非，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难操作。

　　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恩格斯与杜林的一件往事。

杜林是德国的一位学者，曾任柏林大学讲师，虽已八旬高龄，却自命不凡，声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针对他的谬论，恩格斯花了近3年时间去啃这个“酸果”，写出《反杜林论》一书，对杜林的理论做了系统的批判。未想到该书出版后柏林大学竟将杜林开除，引起恩格斯的愤慨。他认为，杜林仅是马克思的论敌，只是学术之争，怎能粗暴地将一位学者开除呢？——这便是发生在140年前的一段公案。如今，假如恩格斯在天之灵得知中国有些大学竟然出现“四个决不”，想必对这种做法也会同样表示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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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鸣才能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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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改要保护教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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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四个决不”的宣示，总体上看不符合时代潮流，有违当前中央倡导的“全民创新”，与我国教育界前辈推崇的“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相对照，显然是巨大的倒退。

　－－于一夫：“四个决不”的提法不妥，《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第4－5页

　　　　　　　　　　　　陶斯亮谈方励之对待信仰和真理的态度　

　　方励之在80年代的言论放在今天真算不上惊世骇俗，至少他不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不全盘否定共产党，更不否定中国。这些言论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接着我又看了方励之写的《哲学物理学的工具》一书。我一直有个朦胧看法：哲学家物理学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励之证实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读书笔记：“一个灵魂活在广袤无际宇宙中之人，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认识，确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而他们把真理看得高于信仰。我们为了信仰可以舍弃一切，甚至鲜血生命，而他们却随时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当现实与信仰不符的时候，我们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当作一种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腊封在信仰之中，而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不符的时候，不惜抛弃信仰而服从现实。”　　　　

　　－－陶斯亮：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第10页　　　　

　　　　　　　　　　　　过去了31年和28年，新闻法没有出台

　　1984年春，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启动制定新闻出版法的准备工作；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报告（邓小平说它“一个字也不能改”），要求“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分别过去了31年和28年，新闻法没有出台。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本文试提出粗浅的看法。

　　　　　　　　　　　　　　　阻力来自认识误区

　　尽管知识界，特别是广大新闻从业者，盼望新闻法早日出台，但却有阻力来自不同群体的不同认识误区。　　

　　有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立法不热心，认为在目前体制之下，搞不出开明的新闻法，如果搞出一个恶法，还不如不搞。因为过去最多说我违背了宣传纪律，现在就变成违法。......

　　还有一部分人则对新闻立法不抱希望，认为在每天对新闻媒体下指示的环境下，任何开明的新闻立法都不可能实现，不如寄希望于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在特定时机冲一冲，也许会出现新的局面。......　

　　起关键作用的阻力，来自一部分有权力的人，他们对新闻立法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陈云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钟沛璋：《政治文明与新闻立法》，《领导文萃》2003年第12期）这以后，新闻出版立法就偃旗息鼓了。毋庸讳言，在宣传系统，有个很大的否定新闻立法的群体，他们乐于每天从内部渠道给媒体发号施令。......　

　　　　　　　　　　　　　新闻法不出台的消极后果

　　......

　　最突出的是面对腐败蔓延媒体无所作为。我国一边是官员腐败日甚，一边是高度防范媒体揭露腐败，这已成了常态。2002年尉健行曾指出，1993年至1997年是我国经济犯罪案件的高发期。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开始搞市场经济，却要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实际上是取消了舆论监督。1998年朱鎔基到中央电视台大讲舆论监督，甚至提出“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以《焦点访谈》为标志的舆论监督活跃了一个时期，后来宣传部门却要求《焦点访谈》也要“正面宣传为主”。2005年，宣传部门要求废除“跨地区监督”，广电部门还为此发了文件。《南方周末》为“跨地区监督”已做过10多年的努力，到这时也无法进行下去了。机关报、台失去监督功能，有个反面的例子为证。大肆受贿、准备带情妇出国的胡长清，临死前哀叹：“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新闻界好容易冲出一个“跨地区监督”，却被严格禁止，使得官员们暗中窃喜。后来，维稳成了阻碍媒体反腐的借口。　　　

　　－－孙旭培：新闻立法之路，《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第29－30页

　　　　　　　　　　　　　彭德怀说：搞科研和打仗不同

　　（1958年）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0月8日成立，（有人请彭德怀前去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彭）说：“有聂总（聂荣臻）讲话就行了。请你转告五院的同志们，中央的方针很明确，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搞科研和打仗不同，打仗靠勇敢，战前动员，消灭某某敌军，消灭多少人，打下某某地，干部带头冲锋，常是打胜仗。但这一套不适于搞科研，科研有它的规律，要一点一滴，循序渐进，长期积累才能突破。军工产品关系人命和战斗成败，不能急躁粗糙，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坚持科学态度，踏踏实实，安心埋头。可以告诉他们：五年搞不出名堂不批评，十年搞不出来也不摘牌子。”　　

　　彭德怀这一段精辟的谈话，体现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任，对艰巨的国防科研规律的清醒认识。但在庐山会议后竟然成为他的“罪状”。（《彭德怀全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

不幸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蒙难，从此远离政治中枢。但是作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对“两弹一星”始终牵挂于心。1964年10月，他从广播里听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身为囚徒的老元帅两度流下热泪。　

　　－－滕叙兖：彭德怀与国防科技建设，《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第42、43页　

　　　　　　　　　　　　　胡绩伟谈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　

　　他（胡绩伟）提出：《人民日报》性质不能变，但面孔可以变，应该变得更加亲近人民。并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既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党性、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人民高于一切。

　　这个人民性观点，一直遭到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反对，甚至上纲到“自由化”，但却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1979年3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胡绩伟头一次比较清晰地讲出了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引起热烈讨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采取支持态度，他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这给胡绩伟很大鼓舞，使他能够放开手脚在《人民日报》大胆尝试改革，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报道。　

　　1977年10月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3月26日开始真理标准讨论；1980年10月中旬反对特殊化，以及与此同时开始舆论监督，等等，无不显示出胡耀邦的见解和胆识。

　　－－余焕椿：《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中，《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第44页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胡绩伟得知“四人帮”粉碎的消息，立即去看望胡耀邦，耀邦兴奋地说，他已经得知消息，叶帅派人来看他，他给叶帅带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并向胡绩伟细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胡绩伟对“人心”两字大为赞赏，并认为恢复《人民日报》在读者中的信誉，也要重视人心，从恢复人们的精神家园开始。真是心有灵犀。　　

　　　　　　　　　　　　　　　　　　　　　　　　　　同上，44－45页

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

　　1978年9月，中央办公厅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

　　　　　　　　　　　　　　　　　　　　　　　　　同上，46页

　　　　　　　　　　　“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当时（1981年），对白桦的《苦恋》以及白桦本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重新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然后在全国开展批判。胡耀邦不同意，说我们决不轻易把一个作品说成毒草，也决不给一个作家戴什么帽子。不能动不动就采取过去的那套做法。5月17日，胡耀邦与文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更应特别注意；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文章不要全国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对批《苦恋》中“左”的做法从正面做了批评。此文是周扬根据胡耀邦讲话精神撰写的。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世界各大通讯社发出消息，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同上，46－47页

　　　　　　　　　　　五七干校实质上是迫害知识分子的手段

　　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实质上是迫害知识分子的手段，想从精神上、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思想意识。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或不听话的人首先被送到干校改造。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开批判会，比二战时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连吃奶的婴儿也不放过，在战备疏散的“一号令”下，有一家全家老少一起押送到农场，孩子也得了血吸虫病，受害终生。　　

　　－－朱祖成：工宣队在清华还干了什么？《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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