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15年第一期《炎黄春秋》

　　专政理论和法治理论是不同的话语体系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有些报刊发表讲专政的文章，想把依法治国纳入专政的老路。众所周知，专政理论和法治理论是不同的话语体系，前者主要是针对激烈的对抗社会，后者则针对和平建设的社会。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可见专政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法治的否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65年，原有的社会关系已被新的社会关系所代替，今天的国家政权显然不是列宁1918年说的“不要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当然，对于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对于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当然要依法惩处，但这不是阶级专政，而是法治应有之义。四中全会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依法治国的手段，符合当前中国国情。

　　－－本刊编辑部：向法治中国迈进，《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1页

　　法律是制约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工具

　　由于政府权力十分强大，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在政府权力面前都是弱者。弱者需要保护。法律是制约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工具。法治不仅以法律规范公民行为，首先是以法律约束统治权力。法治就是法的统治，只有权力服从法律，没有法律服从权力。法高于一切人的意志，当然包括统治者的意志。十二大以来的党章都有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规定，就是“法上无权”原则的体现。

　　同上

　　公有制其实是没有主人的

　　我们是经过公有制的。1958年，人民公社席卷全国，受到了狂热的赞美和迅速的普及。而人民公社的突出特点和所谓巨大优越性，就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告别了单干户、互助组、合作社，规模大了。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即公有制。然而非常遗憾，仅仅一年过去，那个公有制所带来的灾难，就铺天盖地地体现了出来：那是一场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大饥荒，导致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那么，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生产无人负责。

　　人民公社将农民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财产甚至包括许多生活资料，统统收走，说是“公有”了，但这个公有的范围又实在太大了，乃至大到让农民看不清，摸不着，觉得跟自己的利益无关。无关，我凭什么在乎它？谁都不在乎，那么谁还关心生产呢？于是，生产就成为无人负责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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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实际情况来说，我们过去施行的那个公有制，其实是一种“权有制”，或曰“官有制”。而所谓公有制，从来就没有真的全民所有过。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开始的。一个联产承包，把生产和利益挂了钩，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是责任心和主动性马上就被激活并激发了起来，于是，粮食马上就有了，人们马上就吃饱了肚子。瞧，够立竿见影的吧？合理的利益追求，在生产中的作用就是这样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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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制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利益问题。历来的看法，只把它看成利益，实在是太过狭隘太过片面了。从生产的角度去看，它其实也是一个责任问题。

　　所以我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其实就是生产责任制。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有主人。有了主人，就有了责任归属；没有主人，就是没有责任归属。

　　私有制的主人，是很明确的。那么，公有制呢？它的主人在哪里？

　　－－吴若增：对于几个经济问题的思考，《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4页

　　千变万化的、又是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是人的计划能够胜任的吗？

　　我们历来的做法，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里，暂且不谈按劳分配，就说这个计划经济。经济还能够计划吗？那么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并且又是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是人的计划能够胜任的吗？坦率地说，对社会经济进行计划，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不可行的。倘若强行计划，则无异于将经济捆绑起来，使其失去活力。那样做的实质，就是取消了市场和市场竞争。关于市场和市场竞争的意义，人们已经深有体会，这里无须多说。而公有制呢，又使得经济活动失去了主人，令其更加盲目，更加混乱。其结果，则因为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取消了市场竞争，公有制又取消了主人、取消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只能是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抑制，从而导致社会生活贫困化。这个结果，已经为实践所证明。

　　同上，第5页

　　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

　　在我（谭其骧）的脑子里，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如果要讲两者有关系，是违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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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儒家思想盛行的年代很多，政府提倡，士大夫也都读儒家的书，但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看不出。要把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功利主义？把历史上任何思想拿到现代功利主义地对待，都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四人帮”搞批林批孔，把儒家思想批得一文不值，就是一种功利主义态度，目的是想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批孔”当然不对。近年又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似乎有利于当前的社会，有利于改善道德状况和社会风气，从而出现尊孔崇儒的倾向。我认为这也是一厢情愿，是办不到的。

　　两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西汉政权不能因为尊崇儒家而得以巩固下去，反而让一个经学大师王莽篡夺了权位。东汉号称是儒学炽盛的时代，但中叶以后政权都在宦官、外戚手中，国事日非，终至于引起黄巾起义，然后军阀割据以至于灭亡。宋朝儒学也很盛，但它对宋代也没帮什么忙。宋朝积贫积弱，统治阶级陷于党争，终至于亡于金、亡于元。明代阳明之学盛极一时，但有人形容当时的官都是贪污的，所有的手都不干净。这就是大讲儒学的结果。

　　……现在如要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明清时代的社会，是《金瓶梅》里面反映的社会，是《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里面反映的社会。这四十年来，一些提倡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强调以前中国比外国强，中国的落后应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已有500年历史，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落后只能怪自己。20世纪只剩下10年了，假如还要提倡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他人的优秀文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儒家思想文化也救不了当前的中国。（见《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三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586－588页）

　　－－向继东：谭其骧的儒学观，《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6－7页

　　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指望已经固化的儒学提供驱动力肯定是白日做梦

　　从根本上看，儒学不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嘛。凡是历史上出现的东西都将在历史上消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我想儒学要逃脱最终消亡的命运也是不可能的，来者自来，去者自去。当我们面对某种文化思潮时，切不可被眼前的利诱所局限，一定要登高而望远。谭其骧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务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如何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

　　同上，第8页

　　两岸的政治分歧不是由互相吵嘴造成的，而是由杀人竞赛造成的

　　近日读到习近平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不能把政治分歧一代一代传下去。”言辞恳切，反映了人心所向。……

　　“不能把政治分歧一代一代传下去”，这话说得在理。同样道理，不能让内战的仇恨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要想解决政治分歧，愿望固然很好，但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两岸的政治分歧不是由互相吵嘴造成的，而是由杀人竞赛造成的。尸山血海，刻骨铭心。第一代死了，第二代老了，第三代已经长大，第四代也已出生，难道还要将内战筑成的壁垒继续维持下去吗？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中国还有句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请给年轻人一个没有历史仇恨的世界吧。一百五十年前，美国同样发生过一场大内战——南北战争，历时四年，死伤无数。然而，为什么那场内战并没有在人们心上刻下永久的伤痕，并没有阻碍美国后来的政治文明建设？只要看一看林肯政府是怎样对待战败的南方政权的，看一看美国人民是如何安葬与祭奠双方战死者的，我不能不遗憾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问题上终究是输人一筹。

　　尽管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然而时至今日，台湾海峡依然横亘着一道“柏林墙”。这道墙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敌对意识就是无形的墙。这道“柏林墙”比德国的更难拆除，因为它是用无数白骨垒筑起来的。但是，中华民族若要走向永无内战的灿烂明天，这道墙无论如何一定要拆除的。政治谈判的第一步，就是革新思维，去除敌对意识。两岸不再是“敌对政权”，而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区域性间隔”。思维应该变一变了，不是敌对，而是间隔。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国共内战已经走入历史了。即使对岸目前仍由国民党执政，你也不能把它叫作“国民党政权”，因为对岸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岸不是“敌占区”。那些陈旧的观念，譬如“谁胜谁负”“你死我活”等等，应当坚决摈弃。前往对岸领取抚恤金，属于跨区域操作，自当办理一定的手续，但决不能视作“敌性行为”。想去对岸祭拜先人，也可堂堂正正地提出申请，不必再借助什么旅游了。两岸交流，“三通”还远远不够，还应继续迈向“四通”“五通”，最后是“心通”。“要想一条心，就得心换心”。连一笔小小的抚恤金都不让死者家属去领，那还怎么去“抚平历史创伤”，还空谈什么“两岸一家亲”？

　　在两岸逐步迈向政治谈判的进程中，如何人性化地处理内战遗留问题，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拆除因内战造成的“柏林墙”，两岸应当共同努力，大陆方面尤其应该展现包容天下的气度。事实上，大陆有关部门在这方面是明显落后了。共产党员朱枫的遗骨都能隆重地迎回大陆，对方死者的家属为何不能体面地前去祭灵？死者未瞑目，生者不自在，两岸即使勉强启动政治谈判，也将是别别扭扭，十有八九会流产的。我建议，根据两岸正在变化的形势，全国人大应举行特别会议，调查、审议内战遗留问题，制定善后条例及实施办法，让有关部门在执行中有章可循。凡是已经过时的政策和法规，都应该重新修订或废除。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成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

　　－－马晓星：拆掉“柏林墙”从小处做起，《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9－11页

　　江青在15个场合声嘶力竭地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背后原因

　　1962年，中共元老林伯渠夫人朱明因1953年匿名给江青写信的事被暴露，不得已在家中自杀身亡。在朱明的档案中，周恩来亲笔批示：“毛主席指示：朱明问题同1939年扬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同志的性质是一样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就说明，扬帆写的江青30年代的历史资料，不仅江青怒火万丈，毛泽东也认为是对着他的。扬帆在劫难逃。

　　……下面这一历史事实更进一步说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谋：1953年12月27日，江青随毛泽东到杭州，一次在和公安厅厅长王芳谈话中问道：“你认识扬帆吗？”王芳做了肯定回答。江青又问：“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扬，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这时扬帆已经被免去一切职务，江青这样问王芳暗示着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嘛！因为要打倒扬帆，只有他写的江青的历史资料发到延安和“以特反特”是不够的，必须抓住他的历史问题。以后，扬帆以“内奸”被逮捕、审讯，就是根据江青说的他曾经在南京剧专工作过，被诬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道藩有联系。而此时扬帆还没有被捕，江青就向王芳透露这一秘密，再一次证明江青就是迫害扬帆的主谋（见《王芳回忆录》）。扬帆被捕后，1955年、1956年江青多次到公安部向徐子荣询问对扬帆的审讯情况（见《徐子荣传》）。这都充分证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要制造者。这是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第一次结下的深仇大恨。

　　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第二次结下冤仇，是她先后收到的3封匿名信，使她感到自己的历史问题将会妨碍她第一夫人的地位。而她认为公安机关在侦破这三封匿名信案件上不作为，甚至怀疑是匿名信案件幕后指使者、庇护者；而她的历史问题却被更多专案人员所了解，她担心一旦形势有变，这些了解她历史问题的人就会扩散出去，时刻威胁她的政治生命。因此，文革前她对参与侦破案件的人表面上客客气气，使他们对她有好感，让他们为她保密；文革暴发后，她达到了权力顶峰，原形毕露，有恃无恐，把那些了解她历史的人关进监狱，甚至使他们消失、死亡。那些参与侦破这三封匿名信案件的公安部和上海、浙江省公安厅（局）领导和大部分专案人员，都没有好下场，全部被捕，有的死在监狱里，罪名是对毛泽东和她搞窃听，整理她的黑材料，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对这些人员家里反复搜查、抄家，把涉及她的历史问题的资料、档案、照片统统运到北京，在她亲自监视下销毁。

　　文革期间，反革命标语、传单案件占了整个反革命案件的90%，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对着江青的。为了不使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知道她的历史，维护她“光辉”的形象，使知道她的历史真相的人闭嘴或消失，就成了她的主要任务。而这时她的权力无边，想整谁就整谁，所以就上演了一幕幕迫害公安干警的大戏。

　　－－尹曙生：江青对公安机关怨恨的由来，《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28、29、31页

　　文革中四大屠杀案以外的广州“吊劳改犯”暴民事件

　　目前已知的文革大屠杀案，分别是：1966年8月北京市“破四旧”大屠杀和北京郊区的“大兴县大屠杀”，1967年8月湖南“道县大屠杀”，以及1968年“广西大屠杀”。但几乎没有人知道1967年8月发生在南方名城广州骇人听闻的“吊劳改犯事件”。

　　这次民间俗称“吊劳改犯”的暴民事件，起于1967年8月11日晚，下半夜达到高潮，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还在持续发展。当时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可见死尸，尤以市区繁华路段为多。死者有些是活活被吊死在电线杆或路边树上的，有些是打昏打死以后吊上去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或人行道上。整个事件持续一个星期才完全平息。前后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人？前因后果如何？对广州文革中这最大的死亡事件，除了《广州市志》含糊其词一笔带过，其余公开的官方历史文献资料提都不提，从无交待。这是每个老广州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但长达40多年来，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外部世界对此也都一无所知。

　　笔者从2005年开始，通过街头调查、两派头头访谈、各种途径对当事人采访以及通过档案和出版物查证，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终于揭开历史帷幕的一角。

　　我从繁华的西关荔枝湾出来，穿过黄沙，经过……几乎走了半个广州城，沿途每隔一小段就会在十字路口碰到触目惊心的场面：

　　上身赤裸的死尸，血肉模糊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死尸，死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边交通岗亭下躺着一具，那边电线杆或树上吊一双。有的满面血污，龇牙咧嘴，死不瞑目；有的张口无言，舌头垂吊，拖下长长的稠液……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

　　－－花城无处不飞尸！

　　他（被采访的当年的暴民之一）继续当街粗声大气，旁若无人大讲当年打杀“劳改犯”是如何“正当”，显然酒精也在起作用。我突然觉得脊背上透过一阵寒气。

　　这个案例在当时“打劳改犯”中有典型意义：首先，它是“街道联防”（也称“居民联防”）的产物；其次，参与行凶的市民没有犯罪感（30年后依然如此）；最后，身份不明的死者是外地人，他被贴上“劳改犯”的标签。

　　前后的调查证明，大部分的死亡都和“街道联防”有关。但“街道联防”是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运作的？是否完全自发？或是原来的基层政权组织“街道居委会”也起了一定作用？我的调查深入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

　　文革期间，1971年香港出版过一本《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对街道联防有介绍分析：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性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做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

　　－－谭加洛：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41、44、45、46页

　　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在查阅1959年河南商城饥荒的资料时，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一些记载：“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

　　在采访过程中，给我造成精神冲击的，不仅是上文那些怵目惊心的数字，还有受访者说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曾做过县委通讯员的陈德鸿，有一次用自行车带着县委副书记张昆山去西李集，调查那儿的死人问题。他们看到，在路边都有死人，不远一个不远一个，他们从死人身上过去。经过一个乱葬岗子时，还看到埋的人被扒出来，肉被割去了。还逮着一吃人肉的，要批斗。但人们饿得东倒西歪，批斗也不了了之。

　　“双椿铺某大队丢了一头牛，实际上是给老百姓吃了。队长带人去找，找到一家人那里，一个老奶奶正在煮肉。队长问你哪来的肉？老奶奶说，我吃的不是牛肉，我孙女死了，煮着吃。又找一家子，一个男的，年轻人，也在煮肉。队长又问，你的肉哪来的？那人说，我把我女人的屁股割了，煮着吃……大队就报了案，说是破坏尸体，后来法院公审这两个人，判了刑。”

　　鄢岗徐寨黄楼的张明信13岁的孩子死了，他架着干柴，烧他小孩的肉吃。最后他们家绝户了。

　　鄢岗冯寨大队的退伍军人付得民死去，其妻吃了他屁股上的肉。女儿死后，这女人又吃了女儿的肉。被发现后，被批斗。

　　饥饿还使一些人蜕变为野兽，吃起了活人肉。上石桥街头上的郭兴国，出门的时候，失踪了，据说被人吃了。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上石桥公社的鲍正英说，上石桥大队的一个算命瞎子，因为吃得胖，在上石桥东岗被人杀了吃了。这个算命瞎子不知和郭兴国是否为同一个人。

　　雷前修家住新楼，在余集工作。他听说全家死了，就回来看。天黑走路的时候，被人杀死，肉被割去。朱邦X当时十来岁，家里人都饿死了，他也快死了。他听说，也去割了肉吃，最后保了命。此人现在还健在。

　　双椿铺喻家子（老喻家？）的胡明新，木匠，他去古城找表哥，半夜里被几个表嫂和一个表侄杀死，做成了腌肉。第二天，队长找他们家做活，发现他们家有肉，就上报了，说他们杀牛。去搜，看见了手巴掌，才知道是人。

　　商城退休教师汪流凯有一个表弟，姓黄，当时十三四岁。因为在家没有吃的，他去在外的哥哥那里。哥哥等了两天没有见他，去找。在上石桥西边的灌河河滩上发现他的尸体。他被杀了，屁股、大腿上的肉被人割走了。

　　鄢岗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女镇民说，她父亲曾在公社当会计，有一次下班，天快黑了，他经过甄油坊，看见一个人关着门杀自己的孩子吃。他去报告，把这人抓起来了。

　　对于大饥荒，刘少奇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结论，对于“死绝村”也适用。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导致大饥荒发生的是普遍性的公共食堂、浮夸风、高征购、“反瞒产”、封锁消息，以及对公民人权的野蛮践踏，这些都是“人祸”。

　　研究历史，不外乎两种素材，一是历史文献，二是“活的档案”，即亲历者的叙述。在目前档案受控制的情况下，后者的挖掘更显得弥足珍贵。尤其关键的是，前者只要不被蓄意销毁，总有得见天日的一天，而“活的档案”则有“期限”－－人的寿命限制。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们正在日益加速凋零－－1959年，一个人15岁（一般而言，这是“有价值的口述”者年龄的最下限），现在已经70岁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凡有志于此研究的同人们应该抓紧时间。

　　－－李素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47、50、51、52页

　　毛泽东承认的“我们党有两个生动活泼时期”

　　延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整风和抢救运动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1938年到整风之前，这里自由平等，生动活泼；之后，万马齐喑。连毛泽东也在1941年讲过，我们党有两个生动活泼时期，第一个从“五四”到大革命，第二个是遵义会议后和抗战头几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和张闻天当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那两个时期。

　　整风之前，人们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报纸上可以发表针锋相对的争论。例如对当时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戏《坐楼杀惜》，《解放日报》就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有人说宋江杀得不对，因为这是对妇女和底层人物的歧视；有人说宋江是革命的、阎婆惜是反动的，所以杀得对。整风开始后就受到批判的《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也都在报上发表后才被发现的，可见没有经过事先审查。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之后一直到1941年整风开始后初期，仍继续主管中央的事务。……

　　刘英同我谈到过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她说：“闻天过去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上面的……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开明君主）。……”

　　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同，是“山大王”和“文化人”之间的区别。毛泽东自称是从绿林大学出来的，是“山大王”。

　　－－何方：萧军在延安，《炎黄春秋》2015年第一期第82、83页

　　萧军并不了解毛泽东

　　萧军只看到和相信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并不了解毛。他不知道，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正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例如毛泽东整风时动员大家写反省笔记，说自己也要写，结果大家都写了，没有写的只有他一个。又如他宣布“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整的人多是以言获罪，包括胡风。

　　萧军更不了解毛泽东以帝王自命的实质。他的一些开玩笑的话语和举止，也能反映他内心。在毛泽东没有当上名正言顺的最高领袖时，他就把当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命名为“皇帝”、把刘英称为“娘娘”，把他们的住处称为“皇宫”。他有一次和丁玲开玩笑地摹拟官员以至三宫六院的册封名单。从毛泽东的一生追求来看，他继承的确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中国皇权传统，他要搞的就是独裁专制。萧军想通过改变毛泽东，把“党人”改造成能摒弃私利、丑恶、卑俗、行帮气和官僚气等腐败现象，成为能代表正义感、公道、高尚、纯正、有教养等的新生力量，无疑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萧军认为，毛泽东发起整风，是他提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说：“和毛泽东谈话，发动了他们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建立‘普遍检查制度’。”

　　其实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延安人都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这和萧军反对奴性、提倡独立精神、保持和珍视自己的人格等主张完全相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也以为和他提出意见的关系很大。其实不然。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认为通过整风和文艺座谈会把作家们的思想统一起来的时机成熟了。

　　同整风运动一样，文艺座谈会的结果和萧军的愿望南辕北辙。毛泽东通过座谈会定下强调写工农兵的党性和阶级性、文艺作品主要应歌颂光明等文艺方针，是给作家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上紧箍咒。

　　同上，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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