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心情。
　　
　　盼过年的心情是最好的。因为过年不用上学，更主要的是不用上山去砍柴、扯猪草，而却能够至少吃三顿不拌红薯丝的白米饭，甚至还有肉和鱼；三餐饱饭把肚皮撑得圆鼓鼓的，柜子里还有大量炒红薯片可以随便拿来吃；吃过年夜饭，便三五成群地打着灯笼去讨糖，不管讨到哪家，再小气也会给个三五颗，于是就不知疲倦地挨家挨户一直讨下去，即使是遇上冰雪天气，把手、脚、耳朵都冻得红肿起来，也在所不辞；初一，一大早家家户户就不约而同地起来放鞭炮，竞赛似的，好不热闹，待过足了瘾，大人们相互拱手拜年，小孩就开始疯玩。头天晚上多半被用手纸擦过嘴巴，所以在这一天说错了话也不要紧，算是放了一个“屁”，没有人干涉。这样一来，就象是孙猴子摘掉了头上的紧箍咒总算可以放肆一回了，便来个一乐方休，当然也有玩着玩着就哭起来的，那多半是不小心把刚刚穿上的新衣服给弄脏了一点点……就为这些，便总是眼巴巴地盼着过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过年好，平时，看到谁把房子或是自己身上收拾得稍稍整洁一点就会惊奇地脱口而出，“嚯，过年啦？！”要是有孩子偷懒不干活或者打闹，立即就会遭到呵斥：“疯什么，疯，过年吗？！”于是，更加盼过年，总想，快过年了罢？怎么还不过年！
　　
　　哪知道，就在孩子们望眼欲穿地盼的时候，父母却因为过年来得太紧迫而忧心忡忡。他们也在一天一天地掐着指头算日子，差不多从过完年的第一天开始就盘算着下一个年，紧接着就不停地发出叹息，“哎，一眨眼又要过年了！”他们不喜欢过年吗？不是的。他们在过年的时候看到孩子们吃上了白米饭，穿上了新衣服，个个欢天喜地，整整一年来愁云密布的脸上便换上了开心的笑颜。如果手忙脚乱劳累了一年，孩子们在过年时仍然还吃不上肉和鱼，穿不上新衣新鞋，个个嘟哝着小嘴巴，他们便会更加满脸愁云又一年。记得，有一年爸爸突然在冬天大流鼻血，不得已住进了医院，不仅在生产队里超了支，而且还向亲戚朋友借了钱。眼看又要过年了，妈妈在风雪中加倍地劳作，穿着薄衣草鞋，泥里水里冰圪碴里，深一脚浅一脚，脚跟被冻得裂开一条条一两寸长的口子，一走鲜血就流出来再被冻在皲口上，整整一个冬天没顾得上进屋向一下火，但到了年三十也只能是按老规矩把欠账勉强还掉，至于过年，好歹就磨了一个豆腐，从伯父家借了一点米做年饭。吃年饭的时候，伯父给我们送来一条煎熟了的小鱼，妈妈给我们一人分了一小块，看到我们用舌头舔一舔又放到饭上舍不得吃，妈妈悄悄地放下饭碗又一头扎进风雪中去了……从此，我搞清了大人们为什么怕过年，也懂得了那时父母在过年时是怎样的心情。
　　
　　现在，父母成了盼过年的人。他们竟象孩子一样天天盼呀盼，老在心里犯嘀咕“怎么还不过年？”因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才有可能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他们身边。于是，他们仍然一年到头为过年忙个不停，才开春就一天一天千方百计把猪和鸡都催肥，还差半年就开始拾掇屋子，拆洗被盖，到了腊月则天天掐算哪个可能回来哪个怕是工作脱不开身，心里想着，眼睛就一天比一天频繁地朝通向山外的那条小路上张望。那条细长的小路就象一根长长的风筝线，一头扯着我们，一头系在父母的心上。我们虽然远离父母，但感觉得到父母的每一次心跳，懂得他们的心情。于是，我们也象小时候一样，仍然盼过年。单位一放假，马上就奔火车站，哪怕车上挤得象猪笼，哪怕路上风雪如利刀，我们都以饱满的激情攀着那根连着父母连着家的长长的风筝线一步一步往回赶……
　　
　　可是，我们一面盼着回家去过年，而又非常害怕过年。过年可以回家，但是回家的路实在太艰辛，尤其是年幼的孩子根本还不具备承受那难以想象的拥挤和攀登雪山的能力，另外，回家还必须准备一笔数目不小的钱，用于路费和送礼开销。乡下好讲个脸面，在外头工作，一年才回去一次，怎么样也得给年长辈高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带点礼物。我们靠工资吃饭的人，一年到头紧打细算，那时候仍然是手长袖子短，不好做人。因此，我们总是眼巴巴地盼回家过年却又愁容满面地在心里叹气“哎，又要过年了！”
　　
　　不管怎么说，过年是游子回家的日子。手头再紧，平时就省了又省，路再难走，时候一到立即就毫不畏惧地动身。最让人为难的是过年的时候工作走不开，想回，回不了。农家子在外面讨生活，没有任何资本，唯有在工作上勤奋再勤奋，一切以工作为重，否则，保不住饭碗，无颜回见家乡父老。因此，我有好几次过年回不了家。记得有一年，年三十还在加班。晚上，草草吃过饭，就和妻儿一起坐在那人家早就淘汰了的小黑白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当听到李春波演唱《一封家书》时，禁不住泪流满面，赶忙躲到卫生间去。妻子怕我不好意思，装作没看见，但从此便在更早的时候就张罗回家过年的事，即使到时候仍然走不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的告诫也许与现代生活不太合拍，因而难以照办，但他的话道出了游子的心情，特别是过年时的心情。
　　
　　过年了，我该回家，不知今年能否成行！
　　
　　199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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