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几颗星之一。很多学者在研究这段文学史时，都无法将周作人置之于这段文学史之外,再者周作人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是比较吸引人的眼球的。其一，源自于他的“汉奸”身份。其二，源自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其三，源自于他文学天赋的无可比拟性。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制约，周作人的散文并未被大众所熟知。较之于散文，他的文学评论文更为流行。写于1918年12月7日的《人的文学》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文章开篇就指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即提倡，发展新文学，也就是人的文学。相应的，也就指出了当前排斥，反对的对象，即非人的文学。在提倡，发展新文学的同时，必将受到来自非人的文学所代表的旧势力的阻挠。随后，对于新旧两个字，周先生又做了分别的阐述。他指出在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如果我们非得说“新”，那也只是“新”发现的“新”。又例举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富兰克林发现电来说明自己对“新”与“旧”的观点。当然，周先生在这里所论述的“新”与“旧”，主要还是通过时间来作为评判依据的。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所有的事物曾经也“新”过，没有什么事物永远是“新”的，也没有什么事物永远是“旧”的，“新”与“旧”也仅仅只是相对与时间而言的。或许周先生在这里只是想让人更好地接受“新旧”这个概念，为“人的文学”观念的推广减少阻力。但在哲学上，“新”与“旧”的划分却与周先生的划分有着本质的区别。哲学上对新事物的判断并不是单纯的凭时间为依据的。哲学上的新事物指的是符合事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进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因此在“新”事物与“旧”事物的阐述上，周先生是有悖于哲学的。随之，周先生再从“新旧”问题连接到“人的文学”这一中心问题上去，顺着前面对“新旧”问题的阐述，进一步说明了“人的文学”产生的长久性。至于现在我们对“人的文学”一词的陌生性，周先生将原因归结于人类的愚昧性。人道的产生伴随着人的出生，但就是因为人类愚笨，不肯按照人的意志走正路，却迷上了人兽鬼道，彷徨多年，才艰难的从心的围城中走出来，从而也拖长了自己发现真理的时间。就像一个人蒙着眼睛在太阳光下乱闯，事后才发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好阳光。周先生用的这个比喻是很生动形象的，一方面指出了人碰壁的有意性，主观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人在获得真理道路上选择的多样性，盲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想要提倡“人的文学”，就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破除人的愚昧性，使人变得聪明起来。

     相比于中国对于“人”真理的发现，周先生指出欧洲则更早。在欧洲历史上，对“人”真理的大讨论总共有三次。具有代表性无疑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初步将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为人尊严的树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宗教改革则彻底的将人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法国大革命则给了人来自于精神，行动上的多方面的自由。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曾经引导了人对人自身的认识启蒙。“认识你自己”则成为了苏格拉底在表述这类问题上的经典名句。但是这种自由仅仅是对于欧洲成年男性的自由，至于女人与小儿的自由发现确实姗姗来迟的，到了19世纪才始有萌芽。周先生在这里回顾了女人和小儿在历史中的地位。在欧洲，古来女人不过就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在中古时代，教会还曾讨论女子的灵魂有无问题，算不算的上一个完整的人。小儿则是父母的附属品，在他成为成人前的那一段日子里，不知被酝酿了多少悲剧。然而可喜的是自从弗洛塔尔与戈塔文夫人之后，才有了光明的出现。反观中国，对于这类问题从来就得不到正面的回答，以至于到现在还是一片空白。其后，周先生进一步阐述了提倡人的文学的原因，大致是希望在文学上提倡“人的文学”，提倡人道主义思想，用思想指导实践，净化心灵。

     人的文学中的人是具特殊意味的。周先生强调一：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二：人是从动物进化的。第一点着重说明的是人是从动物衍生而来的。在本质上人与动物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人是生物的一种，他们的生活现象与动物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人与动物相比又有着某些方面的不同。比如人类的内面生活较之于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具有改变生活的力量。所以周先生作出结论：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然而他的内面生活却与动物相远。同样地，周先生也指出对于人类身上所残留的一些“兽性”，我们也应当剔除。第二点着重说明的是，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进化”一词凸显了人生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暗示随着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的不断加深，人是可以再度进化的，所以愚昧等等都不应成为阻碍人类走向文明的绊脚石。周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两个要点，其实质就是人的灵肉两重的生活。那么至于什么是灵肉两重说呢？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他们是同时并存的，永远处在一个矛盾冲突体中。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却是神性的发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动物是不具备灵性的，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神性，这也可以成为判断人与动物的区别之说。人生的目的，偏重于对神性的发展，通过对本质的毁灭，来寻求对灵魂的拯救。这也就是古时候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的原因。与禁欲主义不同的是，还有一种人，他们是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对于这两种人的评判，周先生是这样写的，其实二者都是趋于极端的，不可谓之为人的正当生。到了近代社会，人们才渐渐认识到，灵与肉本来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兽性与神性的结合，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又如周先生引用的勃莱克《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中》的一句诗：“人并无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只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周先生说，尽管勃莱克的这些话说的很神秘，但也基本说出了灵魂一致的要义。而人类所需要的正当生活，也就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我们之所以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灵肉一致的“人”的理想生活又该是怎样的呢？周先生认为首先应当要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人类，却又都是人类中的一个，所以就必须营造出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而又利己的生活氛围。其中这种生活又分为物质的生活，道德的生活。对于物质的生活，周先生是这样表述的，“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即每个人都应该以心力的劳作来换取适当的衣食住行医药，保持正当的衣食住行。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按劳分配，但又与按劳分配有着质的不同，这其实更像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又与共产主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周先生笔下的道德的生活又是指的什么呢？周先生在文中是这样说的，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通过革除一切人道一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能享受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在这里，周先生的想法有些过于理想化，他的本意是希望人可以爱人，因为人生来自由平等，无富贵贫贱之说。况且实现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都是有益处的。富贵的人虽然觉得失去了他们所谓的尊严，但他也因此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也是很幸福的。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是一样的，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幸福，商贾者有商贾者的幸福，小农又有小农的幸福。然而周先生所说的幸福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也都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当然这种概念也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是试问又有谁会为了这些“不成器”概念而放弃自己原有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地位，去接受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的社会地位呢？由此可以看出周先生对于人还是怀有很大的自信的。但是我认为，尽管周先生所提倡的这种生活是美的，善的。就其可行性来说，不用说在当时的社会可行性很小，就算放到现在可行性也不会很大。这种生活或许只有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在随后的论述中，周先生说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是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理由有三。其一，人在人类的大环境中，就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这其实阐述的是个体与总体之间的关系。总体强大也就意味着个体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个体也就自然而然的比较强大。在中国，个体总是受总体约束的，反之一旦总体不再强大，那么个体也必将受到冲击。所以在这里，周先生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体都应该不断地壮大自己，不要养尊处优，要居安思危。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试着去强大自己，从而使得总体实力得到提升。其二，个人爱人类，只因为人类中有我的存在，与我相关的缘故。周先生认为墨子说兼爱的理由是因为“己亦在其中”，是最透彻的话。至于周先生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要从个人做起，讲人道，爱人类，使自己有资格去占用一个做人的位置。对于耶稣“爱邻如己”，周先生有些许的质疑，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又怎能使自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至于无我的爱，纯粹利他，那样的爱也是不可能的。人如果是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仰的主义，去做出一些献身的行为，例如割肉喂鹰，投身饿虎等等，那是超人间的道德，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周先生阐述了自己“爱的哲学”，大凡爱，必是多重矛盾，多种因素的综合。由爱所引发的种种“超人类”的行为不适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也仅仅只可能被奉为精神意义上的安慰与宁静的追求。“爱的哲学”显露了周先生对于人的不自信，人为了所信仰的主义去斗争乃至献身，在这个社会上，在人所生存的人间是很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对这样的一套体系的“无情”揭露。

      对于人的文学，周先生是这样定义的。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各种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就称作为人的文学。其中人的文学的写作又分为两个方面，即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的描写主要是指写理想生活，或者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正面来刻画，专写那些好的，美的，善的的事物。以及写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出现的，但却又在人的脑海存在的理想的，善的事物。侧面描写多写人的平常生活和非人的生活。这类文章分量最多，也尤为重要。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从而找寻改善的方法。在随后的阐述中周先生也说道，对于这类写非人生活的文学，世间往往都是很容易误会的，尽管他们在取材上与非人的文学大体说来是一致的，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譬如说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确实写这类事情的非人的文学。再比如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确实非人的文学。那么这两种文学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周先生指出这两种文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就怀着种种悲哀或愤怒。一个则安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有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当然，周先生对于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这样的区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在后面，周先生将《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归为非人的文学一类，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如果照周先生在文章中论述的那样，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要能够给人以启迪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上述作品与周先生对于人的文学的定义是不相冲突的，岂不是自相矛盾。很显然，周先生对这类书籍的评价还是比较片面的。周先生认为那些非人的文学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平和的东西，是应该被排斥的。当然，周先生也肯定了这类文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文艺批评上所起到的作用。

       虽如此，但人的文学还是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的启发。人也正是从那时起才开始真正的向“人”转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下, 人的价值被蔑视, 人的尊严被践踏, 因此, 人的观念始终没有形成。中国人从来没经历过做人的时代, 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和“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直到新文化运动，民智才初步得到开启，在这其中，革命的作用很重要，但文学亦不可被忽视。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提出，在封建残余的颓落社会下，也可算是一股“逆流”。但就是这样的一股“逆流”却开启了文学史上乃至政治上的“人的思潮”。历史向前发展, 文学当和它同步。自从周作人提出“ 人的文学” 的命题之后, 人们一直为争取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和文学主体地位而孜孜求索, 奋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