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学杂志《小说选刊》2009年第七期
偶然买了《小说选刊》2009年第七期，读后觉得这份杂志办得很不错，质量很高。
先夸几句好作品
好的作家是秉笔直书历史的“书记官”，记录真实的历史，反映真实的生活，把人物写真写活。徐坤《通天河》中京城人物的斗智，胡学文《挂呀么挂红灯》中“小”人物的“大”道德、高境界，徐岩《遥远的渔场》中“草根”们的特殊生活，方远《神龟出没》中几个干部和知识分子符合时代的复杂心态，晓苏的《粉丝》通过双关意义的道具对人物的戏剧性刻划，甘铁生的《鸽仙》用文白互用的语言巧妙编织的有些荒诞的“另类”人的生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读了这期《小说选刊》，让人立体地了解了当今各类人物的生活状态，很有认识价值。
对王庆利的《找驴》挑挑毛病
作者的主观设想是不错的，以“找驴”为中心事件，反映特定时期的生活，从而揭示人性和制度的缺陷。但是，作者没有经历过这些历史，又没有认真使用历史资料，导致叙事失真，不符合历史，让一个生活中完全可能有的传奇故事变成了离奇故事，作品给人的认识价值也就变得十分薄弱，没有分量。
首先，历史过渡过于含糊。
大个被渠鹏抢了驴是一九四七年，是淮海战役的前期；“又卖了一年土豆后”，还没有来得及买第二个驴的时候，“村里就开始给每户人划成分了”，应该是一九四八年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候，同时也是淮海战役开打的时候，当兵才一年左右的“副班长”级别的渠鹏就能当土改工作组组长？还能有机会、有条件又那么快地安上了假肢？如果这里的“划成分”是指“四清”时的成分复查，时间过去了十六年，渠鹏当组长和安假肢倒有可能，但这时党内已有规定，渠鹏不能在本乡本土搞运动时当组长，当一般队员也不行，得回避。这里“划成分”的事情没有点明是土改时还是“四清”时，时代概念过于含糊。
“若干年后”公社组织地富反坏批斗会，也没有点明是“四清”时还是文革时，从渠鹏的牛头山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身份看，应该是一九六八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后的文革时期，可是，县里怎么没有成立“革委会”？如果县里有“革委会”，当年的老马怎么是“县长”而不是革委会“主任”？“也不知到底过了多长时间”，大个看到红卫兵造“县长”的反，看来又像是文革初期。到了“那是一个奇热无比的夏天”，应该是文革中、后期，当着公社“革委会”主任的渠鹏竟然戴着高帽子被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批斗，在时间上如此颠来倒去，让经历过这些历史的读者闹不清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还比如，说“那时政策宽松了”而不说是改革开放了，说“生产队分给自己的几亩地”而不说自己承包的几亩地，既模糊了时代概念，又失掉了用语的准确性。
小说失真的文字随处可见。
一九四七年协助渠鹏“借”驴的赵加二三十年后才是个营长，“进步”过于慢了暂且不说；文革中造反派不让被批斗、被关押的人吃饭倒也是常事，大个半夜给渠鹏送窝窝头也完全可能，这时突然碰上造反派给被关押者送饭（等于是半夜送“夜餐”）就有点儿离奇；红卫兵称扫厕所的领导干部为“老顽固”而不称当权派、走资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文革时期的流行称谓，还有其他人的讲话几乎不使用文革语言（够得上是“文革语言”的总数不超过二十个字），作者叙事上不说县长被红卫兵打倒了而说“被那些红卫兵给革命了”，凡此种种，这太不符合时代特点了。
涉及日常生活的语言也多处失真，如不说从“炕”上爬起来而说是从“床”上爬起来（见143页左栏），明明是公社时代却让大个说“我要那驴干吗？都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见145页右栏），明明该说渠鹏没有什么“亲人”了却说成“渠鹏在安乐村里没有什么亲戚”（多数情况下，“亲戚”在外村，“亲人”在本村，见145页右栏），主人公大个从一九四七年（至少二十岁时）到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应该说七十多岁了，作者却让他说“活了快七十岁了”（见147页右栏），赵加、“扇风耳”两个人应该是“离休”干部却说成是“退休”干部（见148页）。
总之，作者对时代背景的模糊交待，再加上随处可见的叙事失真和用语失真，创作初衷设想得再好，也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分量。作品太失真，读者难问津。
向作家进一言：别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年轻作家写历史生活的话，先把历史资料搜集好了再动笔写作。
也向文学刊物的编辑进一言：凡不符合历史、不符合生活而又叙事不清的作品，一律不签发。文学作品的繁荣，传世之作的不断问世，主要靠两条，一是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宽松、宽容，二是作家忠于历史，忠于生活，写作态度严肃认真。国家、作家和读者能否“和谐”好，关键在编辑。
二00九年七月十七日
偶然买了《小说选刊》2009年第七期，读后觉得这份杂志办得很不错，质量很高。
先夸几句好作品
好的作家是秉笔直书历史的“书记官”，记录真实的历史，反映真实的生活，把人物写真写活。徐坤《通天河》中京城人物的斗智，胡学文《挂呀么挂红灯》中“小”人物的“大”道德、高境界，徐岩《遥远的渔场》中“草根”们的特殊生活，方远《神龟出没》中几个干部和知识分子符合时代的复杂心态，晓苏的《粉丝》通过双关意义的道具对人物的戏剧性刻划，甘铁生的《鸽仙》用文白互用的语言巧妙编织的有些荒诞的“另类”人的生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读了这期《小说选刊》，让人立体地了解了当今各类人物的生活状态，很有认识价值。
对王庆利的《找驴》挑挑毛病
作者的主观设想是不错的，以“找驴”为中心事件，反映特定时期的生活，从而揭示人性和制度的缺陷。但是，作者没有经历过这些历史，又没有认真使用历史资料，导致叙事失真，不符合历史，让一个生活中完全可能有的传奇故事变成了离奇故事，作品给人的认识价值也就变得十分薄弱，没有分量。
首先，历史过渡过于含糊。
大个被渠鹏抢了驴是一九四七年，是淮海战役的前期；“又卖了一年土豆后”，还没有来得及买第二个驴的时候，“村里就开始给每户人划成分了”，应该是一九四八年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候，同时也是淮海战役开打的时候，当兵才一年左右的“副班长”级别的渠鹏就能当土改工作组组长？还能有机会、有条件又那么快地安上了假肢？如果这里的“划成分”是指“四清”时的成分复查，时间过去了十六年，渠鹏当组长和安假肢倒有可能，但这时党内已有规定，渠鹏不能在本乡本土搞运动时当组长，当一般队员也不行，得回避。这里“划成分”的事情没有点明是土改时还是“四清”时，时代概念过于含糊。
“若干年后”公社组织地富反坏批斗会，也没有点明是“四清”时还是文革时，从渠鹏的牛头山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身份看，应该是一九六八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后的文革时期，可是，县里怎么没有成立“革委会”？如果县里有“革委会”，当年的老马怎么是“县长”而不是革委会“主任”？“也不知到底过了多长时间”，大个看到红卫兵造“县长”的反，看来又像是文革初期。到了“那是一个奇热无比的夏天”，应该是文革中、后期，当着公社“革委会”主任的渠鹏竟然戴着高帽子被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批斗，在时间上如此颠来倒去，让经历过这些历史的读者闹不清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还比如，说“那时政策宽松了”而不说是改革开放了，说“生产队分给自己的几亩地”而不说自己承包的几亩地，既模糊了时代概念，又失掉了用语的准确性。
小说失真的文字随处可见。
一九四七年协助渠鹏“借”驴的赵加二三十年后才是个营长，“进步”过于慢了暂且不说；文革中造反派不让被批斗、被关押的人吃饭倒也是常事，大个半夜给渠鹏送窝窝头也完全可能，这时突然碰上造反派给被关押者送饭（等于是半夜送“夜餐”）就有点儿离奇；红卫兵称扫厕所的领导干部为“老顽固”而不称当权派、走资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文革时期的流行称谓，还有其他人的讲话几乎不使用文革语言（够得上是“文革语言”的总数不超过二十个字），作者叙事上不说县长被红卫兵打倒了而说“被那些红卫兵给革命了”，凡此种种，这太不符合时代特点了。
涉及日常生活的语言也多处失真，如不说从“炕”上爬起来而说是从“床”上爬起来（见143页左栏），明明是公社时代却让大个说“我要那驴干吗？都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见145页右栏），明明该说渠鹏没有什么“亲人”了却说成“渠鹏在安乐村里没有什么亲戚”（多数情况下，“亲戚”在外村，“亲人”在本村，见145页右栏），主人公大个从一九四七年（至少二十岁时）到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应该说七十多岁了，作者却让他说“活了快七十岁了”（见147页右栏），赵加、“扇风耳”两个人应该是“离休”干部却说成是“退休”干部（见148页）。
总之，作者对时代背景的模糊交待，再加上随处可见的叙事失真和用语失真，创作初衷设想得再好，也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分量。作品太失真，读者难问津。
向作家进一言：别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年轻作家写历史生活的话，先把历史资料搜集好了再动笔写作。
也向文学刊物的编辑进一言：凡不符合历史、不符合生活而又叙事不清的作品，一律不签发。文学作品的繁荣，传世之作的不断问世，主要靠两条，一是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宽松、宽容，二是作家忠于历史，忠于生活，写作态度严肃认真。国家、作家和读者能否“和谐”好，关键在编辑。
二00九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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