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的《温柔的编织工》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看不懂。
作家可以“主观地”编故事，魔幻、科幻、神话等内容的故事都可以编，但一定要注意逻辑上的统一，让人物和相关事物处在同一背景、同一“文明”中。编织工经常使用的灯应该是油灯吧？那大街上的“路灯”是油灯，还是电灯？编织工未完成的挂毯不是在墙壁上，不是在高高的支架上或铺在屋内地面上，而是在“织机”上，这是什么层次上的技术文明？需要在“织机”上完成的织物，能边织边“创造”吗？魔幻故事也得有生活基础，也得注意细节上的真实——逻辑上的合理性。耐着性子读完《温柔的编织工》后我的不恭敬的看法是：作家如果热衷于写“他心灵深渊中的生活，……由内部生出的、自发的精神生活”（语见作者的创作谈《另一种生活》，同期17页），叙事云山雾罩，下决心不让读者看懂，那还发表它干嘛呢？难怪读者们越来越远离小说了，都是这类小说惹的祸。自然主义地记录一段生活，整理一两个有趣的梦，到疯人院采访一个典型病人写一个“疯人访谈录”或许都比这样的作品拥有读者。
叶兆言的《读书笔记》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语言精彩，内容精彩，对有关巴尔扎克的事情叙述得精彩，对有关写作问题的议论都很精彩。读这样美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如坐春风。请所有搞写作的先生、女士记住文章中的这句话吧：“真实的摹写永远是有力的。”（20页右面中间一段第4行）希望作家们向巴尔扎克大师学习，展示真实的历史，反映真实的生活，把冷漠多年的读者吸引到文学读物中来。只有作家有忧患意识，才能培养出有忧患意识的读者，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写真实”就是传播先进文化（政治透明、新闻自由、文学写实应该被视为一个社会具备先进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三大标志——这话是我说的），这是作家的责任，而回避历史的和生活的真实就是搞愚民文化，就是作家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想当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那样的大作家吗？（尽管文章作者在“贬”巴尔扎克时有“真正投身于写作的时候，荣誉已经变得不重要”这句非常准确的话——22页左面倒数第8行——但有当大作家的梦想总是一种动力，并带来有益于社会的客观效果）就请从“写真实”开始吧。中国人民有一天也会生活在像法国那样的先进文化的氛围里的，也会在文明政治的保护下自由地走上大街去反对他们不喜欢的“勒庞”做候选人的。
于坚的随笔《故乡费里尼》像一篇长诗，充满热情与哀伤、赞美与挽吊等等复杂的情绪，就语言来说，又像济南的趵突泉一样不断涌动出美丽的花朵。这些情绪，这涌动的花朵，让思想者有要深入思想的欲望，让表现者有要表现的冲动，让失去故乡的人怀念起故乡来，让想回归的人产生无法回归的无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又常常是被破坏的。伟大、高尚、正确、革命是被遮蔽着的渺小、污秽、霸道、强奸，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心灵的故乡没有了，文化的个性没有了，使我们“失去故乡的内容，首先摧毁的（是）诗歌、文学、戏剧、音乐和生活传统，令故乡成为文化空壳”（36页右面11行）。文学艺术啊，你忠实地记录“存在”吧，记录个性吧，让人们从中看到故乡，从中找到家乡。“没有家乡的人，这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到处都是罗马，……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26页右面最后几行）
胡廷武的《＜于坚集＞序》和J·SHULMAN的《于坚：一个置身存在的诗人》两篇文章让我知道了昆明有一个叫于坚的人是个具有探索精神的诗人。本来，我是个不喜欢不押韵的诗的平庸读者，认为不押韵的诗没有音乐的美感，不容易上口，不容易记住，因而也不容易传播和流传。这两篇文章启发了我如何欣赏于坚的诗，收获很大。这说明读者的阅读能力是需要培养的。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写一篇文章教导我如何欣赏中篇小说《温柔的编织工》。我是个迟钝如牛的读者。但牛也有直感，并不是绝对不懂艺术。听说过经常听音乐的奶牛能多下奶的事吗？前提是这音乐得好听，如果是躁音的话，那不仅成了“对牛弹琴”，有直感的牛还会非常反感对它的“乱弹琴”行为。读关于于坚诗作的这两篇文章，如同听美好的音乐，于是我这条笨牛也挤出了两滴奶来，只是不知道是否适合人们的口味：于坚的诗是供阅读的，是供思考的，是供感觉的，具有“个别”中见“一般”的哲学深义。于坚的诗是文艺百花园里一丛朴素深沉的花。
黄尧的《半月门》是一组非常好的堪称大家之作的好文章。我本来是当作散文来读的，可感觉上却是在听故事，那些故去之事虽然琐屑，但真切感人。一个家庭生活的起伏跌宕，折射出社会的风风雨雨。用散文的笔法写故事，写回忆，记述真实的经历就叫“跨文体写作”么？这栏目名起得挺有意思。我六十多岁了并没有觉得自己老，可忙里偷闲读点什么的时候常常被报刊上的新名词弄得稀里糊涂。知识面窄，又笨，理解力也就差了。看完“半月门”一组文章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半月门”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正文里始终没有提及这三个字。好在这三个字并没有妨碍我欣赏文章。
王坤红的《别了，乌托邦》中的出身农村、一直受着正统教育的王小山进城后见证了社会的变化，他和他的同学们也参与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安于过去的“乌托邦”生活，日子清贫艰难，解脱束缚后去参与资本主义的生存竞争，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也充满着风险。人们在风险中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社会，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大家都是平常人，都在凭自身的条件去弄钱（包括有权的人搞贪污，无权的人搞假冒伪劣等）。我一直是个穷人，“乌托邦”没有让我致富，好多事情办不成；改革开放后又没有资本去做生意、炒股票，所以，依旧穷着。我佩服王小山、马军、刘飞、“大嘴”、冷琳这些人的勇敢，也理解曹美华、卖身中又挤时间自学德语的女大学生和那些马路上的“招手妹”。这跟我喜欢不喜欢他们无关。人生都有理想，弄到钱就有助于实现这些理想。看了这篇小说后我可怜起自己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搞了个《荀子九篇今译》的书稿，中华书局愿意出版，但编辑让我修改每篇译文前附加的“短评与提示”，以配合当时的“儒法斗争研究”形势。我没有答应修改观点，书当然也就没有出版成。这算是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出版成书。二十年后的1993年文苑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并在《北京图书信息报》上发了征订广告（京图180－252），确定的出版时间为“1994年2月”，可是，没有征订到可供开机印刷的数量，非要出书的话，让我先垫付八千元钱，还得包销三千册书。八千元钱？这在当时不是要我的命么？这一次是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出版成书。这几年我“爱”上了买彩票“事业”，以图中个大奖，好给成家四五年的儿女各买一套房子，自己也弄一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不受干扰的大房间，顺便把拖了三十多年的《荀子九篇今译》出版了。各有各的活法，尽管有些活法是被逼无奈。我宁可半年不吃肉，也得坚持买彩票，就是因为好多事情有了钱才能办成。……怎么说到自己的事情上来了？打住。
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走出监狱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的活动按说不难写，放飞的轻松，对物是人非的环境的感叹，亲人、朋友或热情或冷淡的态度等，都能写好。但短篇小说《找李亚警官聊天》的独特之处是写人的尴尬和无奈。蹲大狱十二年却不想出狱而又不得不出狱，老同学开车来接他却始终想不起这个老同学是谁，不断探监、始终爱着他的父母因离异而又都不想（或许是真的不能够）安排他到身边居住，老同学用妓女招待他而他却被妓女打破了头，想回监狱找他暗恋着的女警官聊聊却被警卫挡着不让见。这一系列的事儿，不仅是他的尴尬，也是别人的尴尬，不仅自己无奈，也给别人带来了无奈。至于他当年为什么被判刑，十二年来社会和他曾经的熟人都发生了多大变化，“虚出”的李亚警官到底是怎样一个优秀的监狱管理者，主人公下一步怎么办，全由读者自己去联想、猜测，作者只是把主人公出狱几个小时内的经历记录下来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多么精彩又多么让人感触的一个短篇啊。
读完蔡测海的《非常良民陈次包》后让我快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简直就是世界级的文学作品啊。这是一部完全有资格走向世界的大家之作。可是我又担心把它翻译成外文后会失掉它语言的风格、魅力、锐利、深刻、光辉灿烂、香脆可口、……读这样的作品给人以排泄后的快感、清爽、轻松、……让人长精神、添力量、增希望。作家帮读者来了一场痛快的思想感情、郁闷情绪的大宣泄。……这会儿我真恨自己的语言如此贫乏，不知道如何才能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北方人有两句口语或许能包容下我的全部想法：这部小说“好的没法说了”、“简直没治了”。翻到杂志后面还有一篇短文叫《编后》，一看，嗨，“编后”话已经简洁、准确地评价了《非常良民陈次包》，我还罗嗦个啥劲儿？这时候我才进一步认识到，编辑的思想水平、文字水平就是比咱这一般读者高。作为读者，咱只会凭直感、凭个人好恶胡议论，瞎激动。但愿主人公陈次包说的“做良民不做子民”这句话能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格言。
写于二00四年四月
注：2004年第五期《大家》摘编了本文中关于对《非常良民陈次包》的几句议论发表在扉页上。
作家可以“主观地”编故事，魔幻、科幻、神话等内容的故事都可以编，但一定要注意逻辑上的统一，让人物和相关事物处在同一背景、同一“文明”中。编织工经常使用的灯应该是油灯吧？那大街上的“路灯”是油灯，还是电灯？编织工未完成的挂毯不是在墙壁上，不是在高高的支架上或铺在屋内地面上，而是在“织机”上，这是什么层次上的技术文明？需要在“织机”上完成的织物，能边织边“创造”吗？魔幻故事也得有生活基础，也得注意细节上的真实——逻辑上的合理性。耐着性子读完《温柔的编织工》后我的不恭敬的看法是：作家如果热衷于写“他心灵深渊中的生活，……由内部生出的、自发的精神生活”（语见作者的创作谈《另一种生活》，同期17页），叙事云山雾罩，下决心不让读者看懂，那还发表它干嘛呢？难怪读者们越来越远离小说了，都是这类小说惹的祸。自然主义地记录一段生活，整理一两个有趣的梦，到疯人院采访一个典型病人写一个“疯人访谈录”或许都比这样的作品拥有读者。
叶兆言的《读书笔记》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语言精彩，内容精彩，对有关巴尔扎克的事情叙述得精彩，对有关写作问题的议论都很精彩。读这样美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如坐春风。请所有搞写作的先生、女士记住文章中的这句话吧：“真实的摹写永远是有力的。”（20页右面中间一段第4行）希望作家们向巴尔扎克大师学习，展示真实的历史，反映真实的生活，把冷漠多年的读者吸引到文学读物中来。只有作家有忧患意识，才能培养出有忧患意识的读者，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写真实”就是传播先进文化（政治透明、新闻自由、文学写实应该被视为一个社会具备先进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三大标志——这话是我说的），这是作家的责任，而回避历史的和生活的真实就是搞愚民文化，就是作家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想当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那样的大作家吗？（尽管文章作者在“贬”巴尔扎克时有“真正投身于写作的时候，荣誉已经变得不重要”这句非常准确的话——22页左面倒数第8行——但有当大作家的梦想总是一种动力，并带来有益于社会的客观效果）就请从“写真实”开始吧。中国人民有一天也会生活在像法国那样的先进文化的氛围里的，也会在文明政治的保护下自由地走上大街去反对他们不喜欢的“勒庞”做候选人的。
于坚的随笔《故乡费里尼》像一篇长诗，充满热情与哀伤、赞美与挽吊等等复杂的情绪，就语言来说，又像济南的趵突泉一样不断涌动出美丽的花朵。这些情绪，这涌动的花朵，让思想者有要深入思想的欲望，让表现者有要表现的冲动，让失去故乡的人怀念起故乡来，让想回归的人产生无法回归的无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又常常是被破坏的。伟大、高尚、正确、革命是被遮蔽着的渺小、污秽、霸道、强奸，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心灵的故乡没有了，文化的个性没有了，使我们“失去故乡的内容，首先摧毁的（是）诗歌、文学、戏剧、音乐和生活传统，令故乡成为文化空壳”（36页右面11行）。文学艺术啊，你忠实地记录“存在”吧，记录个性吧，让人们从中看到故乡，从中找到家乡。“没有家乡的人，这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到处都是罗马，……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26页右面最后几行）
胡廷武的《＜于坚集＞序》和J·SHULMAN的《于坚：一个置身存在的诗人》两篇文章让我知道了昆明有一个叫于坚的人是个具有探索精神的诗人。本来，我是个不喜欢不押韵的诗的平庸读者，认为不押韵的诗没有音乐的美感，不容易上口，不容易记住，因而也不容易传播和流传。这两篇文章启发了我如何欣赏于坚的诗，收获很大。这说明读者的阅读能力是需要培养的。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写一篇文章教导我如何欣赏中篇小说《温柔的编织工》。我是个迟钝如牛的读者。但牛也有直感，并不是绝对不懂艺术。听说过经常听音乐的奶牛能多下奶的事吗？前提是这音乐得好听，如果是躁音的话，那不仅成了“对牛弹琴”，有直感的牛还会非常反感对它的“乱弹琴”行为。读关于于坚诗作的这两篇文章，如同听美好的音乐，于是我这条笨牛也挤出了两滴奶来，只是不知道是否适合人们的口味：于坚的诗是供阅读的，是供思考的，是供感觉的，具有“个别”中见“一般”的哲学深义。于坚的诗是文艺百花园里一丛朴素深沉的花。
黄尧的《半月门》是一组非常好的堪称大家之作的好文章。我本来是当作散文来读的，可感觉上却是在听故事，那些故去之事虽然琐屑，但真切感人。一个家庭生活的起伏跌宕，折射出社会的风风雨雨。用散文的笔法写故事，写回忆，记述真实的经历就叫“跨文体写作”么？这栏目名起得挺有意思。我六十多岁了并没有觉得自己老，可忙里偷闲读点什么的时候常常被报刊上的新名词弄得稀里糊涂。知识面窄，又笨，理解力也就差了。看完“半月门”一组文章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半月门”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正文里始终没有提及这三个字。好在这三个字并没有妨碍我欣赏文章。
王坤红的《别了，乌托邦》中的出身农村、一直受着正统教育的王小山进城后见证了社会的变化，他和他的同学们也参与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安于过去的“乌托邦”生活，日子清贫艰难，解脱束缚后去参与资本主义的生存竞争，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也充满着风险。人们在风险中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社会，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大家都是平常人，都在凭自身的条件去弄钱（包括有权的人搞贪污，无权的人搞假冒伪劣等）。我一直是个穷人，“乌托邦”没有让我致富，好多事情办不成；改革开放后又没有资本去做生意、炒股票，所以，依旧穷着。我佩服王小山、马军、刘飞、“大嘴”、冷琳这些人的勇敢，也理解曹美华、卖身中又挤时间自学德语的女大学生和那些马路上的“招手妹”。这跟我喜欢不喜欢他们无关。人生都有理想，弄到钱就有助于实现这些理想。看了这篇小说后我可怜起自己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搞了个《荀子九篇今译》的书稿，中华书局愿意出版，但编辑让我修改每篇译文前附加的“短评与提示”，以配合当时的“儒法斗争研究”形势。我没有答应修改观点，书当然也就没有出版成。这算是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出版成书。二十年后的1993年文苑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并在《北京图书信息报》上发了征订广告（京图180－252），确定的出版时间为“1994年2月”，可是，没有征订到可供开机印刷的数量，非要出书的话，让我先垫付八千元钱，还得包销三千册书。八千元钱？这在当时不是要我的命么？这一次是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出版成书。这几年我“爱”上了买彩票“事业”，以图中个大奖，好给成家四五年的儿女各买一套房子，自己也弄一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不受干扰的大房间，顺便把拖了三十多年的《荀子九篇今译》出版了。各有各的活法，尽管有些活法是被逼无奈。我宁可半年不吃肉，也得坚持买彩票，就是因为好多事情有了钱才能办成。……怎么说到自己的事情上来了？打住。
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走出监狱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的活动按说不难写，放飞的轻松，对物是人非的环境的感叹，亲人、朋友或热情或冷淡的态度等，都能写好。但短篇小说《找李亚警官聊天》的独特之处是写人的尴尬和无奈。蹲大狱十二年却不想出狱而又不得不出狱，老同学开车来接他却始终想不起这个老同学是谁，不断探监、始终爱着他的父母因离异而又都不想（或许是真的不能够）安排他到身边居住，老同学用妓女招待他而他却被妓女打破了头，想回监狱找他暗恋着的女警官聊聊却被警卫挡着不让见。这一系列的事儿，不仅是他的尴尬，也是别人的尴尬，不仅自己无奈，也给别人带来了无奈。至于他当年为什么被判刑，十二年来社会和他曾经的熟人都发生了多大变化，“虚出”的李亚警官到底是怎样一个优秀的监狱管理者，主人公下一步怎么办，全由读者自己去联想、猜测，作者只是把主人公出狱几个小时内的经历记录下来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多么精彩又多么让人感触的一个短篇啊。
读完蔡测海的《非常良民陈次包》后让我快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简直就是世界级的文学作品啊。这是一部完全有资格走向世界的大家之作。可是我又担心把它翻译成外文后会失掉它语言的风格、魅力、锐利、深刻、光辉灿烂、香脆可口、……读这样的作品给人以排泄后的快感、清爽、轻松、……让人长精神、添力量、增希望。作家帮读者来了一场痛快的思想感情、郁闷情绪的大宣泄。……这会儿我真恨自己的语言如此贫乏，不知道如何才能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北方人有两句口语或许能包容下我的全部想法：这部小说“好的没法说了”、“简直没治了”。翻到杂志后面还有一篇短文叫《编后》，一看，嗨，“编后”话已经简洁、准确地评价了《非常良民陈次包》，我还罗嗦个啥劲儿？这时候我才进一步认识到，编辑的思想水平、文字水平就是比咱这一般读者高。作为读者，咱只会凭直感、凭个人好恶胡议论，瞎激动。但愿主人公陈次包说的“做良民不做子民”这句话能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格言。
写于二00四年四月
注：2004年第五期《大家》摘编了本文中关于对《非常良民陈次包》的几句议论发表在扉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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