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下旬，陈再道和钟汉华政委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4月6日，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炮制了与军委八条命令相反的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全军执行。这使武汉军区一下子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在家的领导给在北京的陈再道打电话说，武汉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段抓的头头大部分被放出来了，他们公开向军区挑战，把矛头对准军区，要楸陈再道这个“武老谭”。
陈再道听到后很生气，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努力把工作做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方面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陈再道没想到，自己的这一炮，竟捅了马蜂窝，林彪的几位大将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陈再道认为应该把武汉的如实情况向中央作个汇报，以便把问题处理得更好。钟汉华表示同意。周恩来也同意了陈、钟的意见。
4月19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的人也参加。陈、钟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中央文革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最后，周恩来建议中央文革接见一下武汉的造反派，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在21日接见。
但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送来了一分【文革快报】，该报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江青生气地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显然，江青对十九日会议泄密极为不满。
当天晚上，钟汉华与武汉军区领导通了电话，当即查清了这件事的真实情况，马上向中央文革写了书面报告。当时，陈、钟参加了汇报会后，钟政委给军区党委常委做了传达，军区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吹风时走漏了消息。这件事他们有责任，他们表示接受批评，但他们绝对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武汉造反派的意思。
但中央文革利用这个机会来搞陈、钟。4月21日，总政没收了他两的会议记录，并说中央文革不会再帮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更严重的是，会议开完后，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接到参加五一节活动的通知，唯独陈、钟接到的是离开北京的“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当陈、钟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已经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从火车站到军区大院，到处贴满了一批批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火药味更浓了，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武汉的造反派之所以这样嚣张，原来是林、江等人通过军内外的各种渠道，特别是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从中不断进行策划、操纵的结果。早在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林彪就多次向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中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楸出来烧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法宪看准了武汉军区空军，先后多次给武空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叫他不要听大军区的。江青等人也通过中央文革操纵武汉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武汉的两派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武斗逐步升级。但这时中央文革却倒打一把，把武斗的责任加在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的头上。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严厉指责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