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假造反，奉命造反，不是真正的造反派。真正的造反派是陈再道将军，他敢于造林彪的反，敢于造江青的反，甚至连毛主席的指示也敢违抗。
陈再道，生于1909年，湖北省麻城县人。红军时期，他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与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刘邓大军的一位名将，他率领二纵纵横中原，屡立战功，被陈毅称为“再战之勇”。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授上将军衔。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陈再道不以为然，认为是文化界的“笔墨官司”。可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火药味越来越浓，他对这场运动的目的仍然不理解，对毛主席提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边的暗示，更感到茫然。
1966年11月，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刘邓”的标语，随后武汉也出现了同样的标语，陈再道感到很困惑。他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打倒。他把自己的看法向身边的一些同志讲过，他们都为陈再道捏一把汗。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曾对北航红旗造反派说：“陈再道在1967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
1967年2月初，武汉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发表声明，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到处造反，冲击群众组织，抓人打人，把武汉搞得乱七八糟。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围攻支左人员，闹得乌烟瘴气。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武汉人民的不满，强烈要求军区对造反派的声明进行表态。
为了稳定武汉的局势，武汉军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武斗，绝不是支持这个声明。至于某些军内造反派，在这个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3月17日，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些坏头头抓了起来，以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四天以后，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解放了一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再道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用行动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此后，武汉乃至湖北全省的局势得到了稳定，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称赞，但同时也引起了造反派和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江青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林彪也暗示将陈再道“烧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