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三月，于会泳成为新设立的国务院文化组组员，负责全国的音乐工作。一九七二年，他又晋升为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实际掌管全国的文艺工作。

　　十大筹备期间，徐景贤与主管上海市革委会组织工作的王秀珍把于会泳的那张纸条从档案中拿掉。于是，在十大上，于会泳又堂堂正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召开，他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革命逆流，加快篹党夺权的步伐，于会泳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指示，积极组织大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布置样板团把【春苗】、【战船台】、【决裂】等改编成京剧，并限令限期“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一定要完成，每个团都要为完成这个任务做贡献。”他还召集了十八名作家开创作会议，要求作家写出“与走资派有深度、有高度的作品。”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于会泳也随之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八年八月，党召开了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点了于会泳的名，他彻底绝望了。

　　八月二十八日，于会泳在屋外散步时，发现一瓶“来沙尔”。下午，他借午睡后去厕所洗脸之机，把来沙尔倒入自己的口杯中。

　　晚上六时半，他给母亲、妻子及子女留下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八时左右，于会泳将一百五十毫升左右的来沙尔，仰头倒入了自己的口中。

　　八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经医院多次抢救无效，于会泳终于背着沉重的罪孽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