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站在学校礼堂前的一个临时木台上，在人们的怒吼声中脱掉了鞋子，光着脚哆嗦着顶着初冬的寒风，接受人们的批斗。
“于会泳，你是什么东西？
于会泳想起张春桥的叮嘱：不要与小将们冲突：“我，我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你说，是谁叫你去北京？”
“是中央文革的首长。”
“究竟是谁？；”
他始终避而不答。
经他这么一问一答，造反派们不再来找他麻烦了，反而纵恿他参加造反派组织。
造反的机会来了。于会泳在校园里贴出了他的第一张批判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十四点责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联合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于会泳走上了大礼堂的舞台。舞台的前沿，密密麻麻地跪着三十多个院、系领导干部。
望着脚跟底下的这些被红卫兵押着的当权派，于会泳神气起来了。以前，他害怕政治运动，现在却劲头十足地站在政治运动的前列。
张春桥知道于会泳在上海挨斗的表现，便找于会泳转达了江青的旨意：总管上海的“京剧革命”。于会泳感激零涕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首长的信任。”一九六七年九月，他当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的副主任，不久，他又当上了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的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于会泳在抓【龙江颂】的创作过程中，反复揣摩江青对样板戏的意见，别出心裁地归纳出几条创作原则。五月，他发表了【论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抛出了所谓“三突出”的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突出最主要即中心人物。肉麻地鼓吹它是江青“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