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会”以后，王某某、张某某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造反派的意见，要求将司令员和政委的印章收交文革办公室掌管。造反派公开宣布要窃听司令员和政委的电话，还宣称要限制司令员和政委的兵权，规定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字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司令员和政委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xx【副司令员】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革办也派人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有人跟着，搞得徐副司令员非常难堪。

　　此后，对沈震和司令员则到处是勒令、通告、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阵，逼着要沈震交代同贺龙的关系问题，批判沈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司令员和政委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击鼓游军区大院。他们还按压沈震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头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沈震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后来，造反派们又派代表到山西省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1967年1月底，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另一派反对王、张，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在北京，一派参加了首都三军造反派，参加斗罗筹备组，楸斗罗xx，绑架刘xx，还搞什么百丑图。这样，他们从军区的四大发展到北京的全军四大了。后来，还发生了军区造反派去省军区静坐，四大停止以后，他们又企图冲击军区办公大楼。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