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十月二十五日，知道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一百多人要去中南海揭发批判刘邓，受到陶铸的劝阻：“组织部几百号人到中南海去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陶铸的这种态度为中央文革其他成员所知道。
在此之前，在中央文革内部，陶铸曾多次跟江青、陈伯达发生顶撞，并招致江青几次大发雷霆，他与中央文革其他主要负责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
十一月初，中组部有人贴出了刘少奇的一批大字报。陶铸对贴大字报的人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他还说：“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上，我是不同意的。”
对于陶铸的所作所为，学生们感到恼火，他们在北京街头和中宣部贴出大字报，说陶铸是保皇派，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十二月初，武汉赴广州专楸王任重革命造反兵团到北京要求陶铸接见。在接见过程中，面对蛮不讲理的责问和故意的刁难中，陶铸愤怒难忍。
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用给群众组织写信的方式表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
十二月底，陶铸再次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楸王任重革命造反兵团的群众代表，接见活动简直象开批斗会，群众狂喊着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并扬言要把陶铸带走。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九十多人联名贴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揭发批判陶铸在中宣部推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借批周扬，暗指陶铸。用“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这种当时流行的影射语言，向全国宣告，必定有除已定案的两面派周扬以外显赫人物作为两面派被楸出来。
就在这一天，北京某些单位发起成立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他们进驻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刹时间，“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刷满了中宣部。
一月四日下午，中央文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楸王任重革命造反兵团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一唱一和，杀气腾腾地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中央文革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是夜，“打倒陶铸”的口号，以无线电波发放是速度传遍中国。“打倒陶铸’”的传单、标语转眼之间布满了中国大地。
在北京，有三十多个造反组织的数千人的队伍，奔向中宣部要求楸斗陶铸。中南海门口也集中了成千上万的楸陶代表。陶铸刚刚接见完一个群众团体，正在中南海里休息，立刻被震耳欲聋的打倒声弄得昏头转向。当他通过周围的人了解到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的感觉只能是自己无能为力。
此时，陶铸和刘邓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了。刘、邓、陶成了当时要打倒的一、二、三号人物了。批判刘邓陶的声势在全国范围内造起来了。批判刘邓陶的群众集会在各单位、各种联合团体中此起彼伏，而真正对准的矛头都是陶铸。
在中央文革支持下的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编写了【陶铸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剥开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画皮】等文章，并迅速在全国很多红卫兵小报上以醒目的标题和显著的位置转载。全国各种红卫兵小报几乎一个不漏地为打倒陶铸摇旗呐喊。被捧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两面派的陶铸，逐渐丧失了人身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