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当时钓鱼台是中央文革的驻地，中央文革大员江青等都住在那里，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入。大寨、昔阳的干部来找陈永贵，也要费一番周折。

　　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1名秘书、1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间偌大的房子里，他的老婆、孩子都不在身边。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平时他就得在这里呆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说。

　　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呆着。服务员进房子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了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才有了讲话的机会，才有了生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真是憋死人。

　　陈永贵也不能随便外出。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想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 法保卫，也不能去。

　　陈永贵在这里接近不了群众，听不进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事实，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呆子不可。他后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并表扬了他，他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

　　陈永贵争到了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那里才是他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到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陈永贵辞职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上街同老百姓聊天了。年轻人、小孩见了他，都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了。他终于又获得多年前的那种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