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身为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算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一不迁户口来北京，他的户口仍在大寨。二他不拿国家工资，仍在大寨同社员一样拿工分。他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

　　不管是开政治局会议，还是接见外宾，陈永贵总是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鞋。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元2角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平均工分【他实际上仍然在领导着大寨，他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要接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他后来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服务员把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点有点私吸公烟。他当了一场十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到头来还是个穷人，算得上一个“布衣宰相”。

　　陈永贵后来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后，在中央的安排后，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他把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后来国家给他免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的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后来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