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以伟人的“头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收尾”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这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成一场“武化革命”。全国各地派性斗争炙烈，到处刀光剑影，炮声隆隆，局势一片混乱。为了扭转局势，伟人决定抛弃造反派，用枪杆子来结束文化大革命。

　　这年的七月，是中国文革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月份。

　　七月三日，中央下发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

　　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再下发针对陕西和全国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接见广西两派，对四二二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派三万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

　　七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两个最后通牒式的【布告】和两次厉言疾色的“接见”讲话都和同在七月召开的“北航黑会”有多多少少的前后联系。

　　所谓的北航黑会，是指广州旗派头头武传斌【和广西四二二派代表朱仁一起】七月中旬在北京航空学院联手召集的一次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实际上就是七三布告后更陷入绝境的各地造反派坐到一起交换情况并探讨出路的一次松散的谈话。

　　中央高层通过“记者特务”在第一时间掌握了会议详情并为之震怒，几天之后就发出了针对全国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及中央党政军高层几乎倾巢出动召见广西造反派赴京代表，厉言疾色追查此一黑会，对造反派宣布了死刑书。

　　周恩来在会上点名：

　　“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并当众宣布：

　　“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

　　康生在重复了周恩来的话后，更近一步点明：“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这等同宣布两广，乃至全国造反派的死刑。

　　三天以后，毛主席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心就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在这次召见中，毛特别点了北航黑会：

　　“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槽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在谈话中，毛主席两次使用了“围剿”一词：

　　“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打歼灭。”

　　“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自七二四布告、七二五接见和七二八接见以后，六六、六七年以来军队整体【除了青海、新疆个别地区曾失控】一直坚持对群众组织“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何时候都不开枪的原则一百八十度转变。到了六八年，军队全面出动围剿，武力拔据点，荡平山头-------有限度开放了两年的“结社自由”从此不再。群众组织在实现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归口大联合以后，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