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云南的混乱局面，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部分负责人进京，赵健民是应召进京者之一。在京期间，赵健民主动给陈伯达、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情况。

　　三月一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赵健民向康生扼要地介绍了云南的文革情况之后，集中地谈了三点意见。

　　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康生轻轻地点了点头：“是的。”

　　赵健民把话锋一转：“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被普遍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楸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

　　接着赵健民把语调放慢：“对于毛主席这一指示，我们现在还在向造反派讲，可是没人听。象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中的问题呢，还是理论不联系实际？”

　　康生很注意听后面这句话。

　　赵健民接着谈下去：“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派，我想不通。对于主席关于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中央现在应该三申五令。”

　　赵健民继续阐述：“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人代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受党员的监督。”“今后省、县和基层应多开党代会，使领导干部经常受到监督，平日发扬小民主，就不会积那么多的意见，这样大民主一来，领导干部就不会下不了台。”

　　赵健民看到康生不吭声，又说下去：“前几天，我在昆明看到一份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其中，接待站的同志说，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康老，这代表中央的意见吗？”

　　“代表。”康生表态。

　　“现在可不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个观点，只有中央三申五令，才能得到较好的贯彻。”

　　赵健民谈完了意见，有如身释负重。

　　康生听完后，问赵健民：“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赵健民按【十六条】简要地讲了自己的认识。

　　康生很有精神地讲了起来：“四九年解放前夕，刘少奇跑到天津，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有这样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还有一条为他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从监狱中出来做我们的干部。现在查明，他们出狱时都发表了反共宣言，他们是叛徒。”康生又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不是过去那样的一般运动，过去的运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刘少奇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六十一人的问题。”　　

　　对于云南的文化大革命，康生只是一般性的讲了几句。

　　赵健民注意到康生已没有多少话要讲了，便起身告辞。

　　赵健民哪里知道，就在他同康生谈话之时，党的高层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较量的一方，后来被另一方诬称为“二月逆流”。而赵健民谈话的观点，同搞二月逆流的人的观点是那样的相似，这就为他不久的将来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