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晚年，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的20多年的改造教育，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而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农民荣登了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后台就是毛主席。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分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做指示，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大量文件材料，这些都由他从昔阳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谈谈，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尽管陈永贵对很多国家大事时常感到“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但他划圈却划得很快。他的好友张怀英曾问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他回答：“华国锋、李先念划圈，我就划圈，我信得过他们！”

　　“农民总理”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做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秘书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普通格子大四倍，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100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秘书，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中国才有！

　　到了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到了顶峰，当时，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外，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讲，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主席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赞扬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