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都说过年没意思，年味淡，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平时吃的用的跟过年差不多一样，当然过年就没多大意思了。在那缺食少穿的年代里，我们做梦都想着过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过节才能吃一回猪肉，过年才吃一次鸡肉。在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也是这个状况。
70年代初，上级号召“大养特养其猪”，公社掀起了养猪的新高潮。大队制定了“大养其猪”的具体措施，要求每个生产队搞一个猪场，每户社员要养一至两只猪。几个月后，上级来检查后发现，养猪场搞得飘飘亮亮，但是猪栏里却看不到一只猪。公社对我们大队进行了严肃批评，说我们大队没有落实上级的指示，拖了公社的后腿。大队干部叫苦连天，说社员们口粮都不够吃，哪有剩余的粮食去养猪呢！
过年过节，我们这里连猪肉都买不到，但过年总要几斤猪肉才象过年的样子呀！村里人想出了办法，几户人家凑钱买了一只中猪，大家平时节省一些粮食，每天一户人家来养，几天才轮到一次，到过年才把猪杀了，每户人家都能分到几斤猪肉。我们这里叫做“猪轮”。
平时，教师和社员一样，有钱也买不到猪肉。后来，上面为了照顾教师，提高教师待遇，每个月都分配给老师四两的肉票，四两猪肉谁割给你呀！再说，大队里没有杀猪的，买肉必须到公社里去买，每到月底，学校食堂就把老师的肉票集中起来，派一位老师专程到公社里去割肉。
在这一天，是全校老师最高兴的日子，全体老师象过节一样高兴，集中在总校饭堂里开饭，分校的老师也集中到总校。到那时，每位老师都分到一块猪肉，还有带肉味的冬瓜菜汤，大家津津有味的吃了一趟过节饭。
1974年，我从分校调到了总校，同年，“爹三选”也调到了总校，我们和好如初，合伙吃饭。当时，学校强调在学校集中开饭，菜由老师自己准备。我们这里没有种菜的习惯，送饭的多数是鱼类。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俩就跑到海边去，跟渔民们讨鱼，我们叫做“打鱼单”。我当过渔民，跟他们很熟，鱼抓多的时候，他们都愿意给我们一两条鱼，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几天的菜。
有一次，天已经很晚了，很多渔民都回了港，没抓到多少鱼，没讨到鱼，没办法，我们就到渔业队里去买。在水井台边，很多人都围着要买鱼，我也挤了进去，看到水井台上堆着一堆鱼，我抢了一条，就拿去过秤，渔业队跟我很熟的会计说不买了，都给公社里留着。我发火了：“公社的干部是人，我们也是人，干吗他们能吃，我们就不能吃？”开始我的态度还好，跟他说理，但他仍坚持不买，我怒火冲天：“你买不买？不买，我拿走了，多少钱？你明天再跟我要钱！”他看到我闹得凶，又是熟人，怕闹僵了不好收场，只好乖乖的把那条鱼买给了我。
后来我想了有点后怕：真的闹到大队，都是我的不对，我是个教师，应该为人师表，不能那么蛮不讲理，他们可以处分我，甚至可以辞掉我，但大队干部没有处理我，甚至连一声批评都没有，我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在七十年代，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出现象粮食关时期的饥饿状况，人们可以吃得饱一点了，但物质相当贫乏，主要食品如肉类、油、糖等全凭票证定量供应，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我们这里是缺粮地区，民办教师每月供应大米26斤，油和糖各1斤，肉4两，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平时要吃个包子、油条什么的，都要拿粮票去买，包子一毛钱、一两粮票一个，钱没问题，主要是没有粮票。学校食堂精打细算，平时伙食多吃点蕃薯，节省一点大米，每月可发给教师粮票2斤，解决早餐问题【学校饭堂没供应早餐】。学校还号召各班的校办农场多种黑豆【我们这里无法种水稻，缺水】，在收获季节把黑豆集中起来，拿到粮所去换粮票。这样，也可以多发给教师一两斤粮票。
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真可笑，那时政治活动多，公社经常召开教师会议，每月至少一两天。我们这里离公社较远，来回三十里路，中午只能在公社饭堂解决午餐问题，但吃饭要交粮票，有些老师忘记带了粮票【那时粮票是最珍贵的东西，谁都不敢多带】，也不想向别的老师要，只得饿着肚皮等待下午会议开完了才回学校去。在那个年代里，我们都穷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