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总派采用打而不围的“赶鸭”战术，终于把潘先扬的东南线赶到了滨海市。一个星期后，联总派采用同样的战术，把符开明的队伍也赶到了三门坡农场。至此，县联总控制了全县的局势，而它的对手------井系旗派则成了不折不扣的“流浪汉”。

　　井系旗派“平安”出逃，流亡到了滨海市，起初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以千计人的吃住安排，是一个很伤脑筋的大问题。不久，这个问题得到托善的解决。

　　在这个方面，王成柱功不可没。在文革期间，王成柱有一半的时间在滨海市活动，也参与了滨海市的派性活动，跟造反派各组织的头面人物混得很熟。他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也为东方派头头所看重。他一来到滨海市，就首先解决“流亡”的生活问题，稳定人心。在东方红派的帮助下，井系旗派人员在地区政府、解放戏院和大同戏院找到了自己的地盘。几天后，王成柱亲自找军管会协商，军管会答应拨给一定数量的粮款，伙食问题也解决了。王成柱忙前忙后，上下奔波，实际成了井系旗派的“大管家”。

　　1月底，滨联司从秀英港调动了大批武斗人员，进驻了市中心，并在大同路和得胜沙路设立了新的武斗据点，还扬言要对井系旗派动武。东联站也不示弱，成立了新的武斗队，在市中心的解放路和新华路修建了坚固的武斗工事。滨海市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月旬的一天，潘先扬跟东联站借了一部汽车，要王成柱陪他到几个营地走走。王成柱好几天没住中医院门诊处【指挥部】了，他忙得很。在车上，王成柱跟潘先扬谈了有关整顿组织和加强纪律性的问题，最后说：“老潘，我们来滨海市不是为了享受的啊！现在我们寄人离下，还要忍受很多苦难。有人说我们队伍里出现打砸抢，我们要好好查一下，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严加惩罚。”潘先扬也有同感，说回去要好好查一查。

　　汽车在市里跑了几圈，最后来到区政府大院。这里是井系旗派最大的宿营地，东南线就驻扎在这里。潘先扬看到这里既没有修建工事，戒备也非常松弛，人进人出非常随便，大发雷霆，找来几个连长大骂了一顿：“我带你们这里是让你们享福的吗？你们这帮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将来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命令马上修筑工事。并对营地实行戒严。王成柱接着说：“滨海市最近几天气氛紧张，两派准备武斗，滨联司也放出风声，要狠狠教训井系旗派一顿，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你们不要随便到闹市里去，更不要走进滨联司的控制区。”

　　当天晚上，政府大院里灯火辉煌，一群群人忙得不可开交，挖壕沟的竖木桩的，垒沙包的，安装电网的，干得热火朝天。东南线忙碌了整整一夜，终于把武斗工事搞了起来。第二天早上，人们起来一看，政府大院里全变了个样：大楼周围出现了许多土包子，一条条壕沟围绕着楼房，四通八达。建筑物门口堆满了沙包，到处是黒洞洞的枪口。

　　果然，滨联司很快就实行了戒严，在很多路口设立了检查站，有一些井系旗派的人也给他们抓走了。

　　春节将到，井系旗派大多数头头准备组织抗暴军，打回紫贝去，为此，他们召来了东线指挥官符开明，因为符开明是第一个题出这个口号的人，大家想听听他的意见。

　　在春节的前几天，指挥部在解放戏院三楼举行会议，讨论组织抗暴军的问题。头头们在小小的会议室里齐聚一堂，共商大计。符开明第一个发言，说出了许多能够拿下紫贝岭的条件，并声称“攻紫贝岭，我上第一个。”

　　王成柱认为现在打紫贝岭时机不成熟，利少弊多，他指出：“现在紫贝的形势不容乐观，非常严峻。联总派在圣殿关押了我们五六百名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他们的人质。军管会虽然三申五令，要求他们释放我们的人，可是他们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我们已经放了他们的人，但他们为什么还要关押我们的人，就是因为怕我们打回紫贝去。我们现在再攻紫贝岭，就会把我们的战友腿往绝路上去。这一仗不管打得怎样，是胜还是负，我们都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圣殿里还关着我们五六百个同志，他们肯定成为联总派的人质。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通过另一种斗争方式，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要求军管会对联总派施加压力，使他们早日释放我们的同志。在紫贝岭保卫战中我们已经牺牲了不少战友，如果再打下去，再牺牲一些人，我们将来是交不了账的！”潘先扬和另外一些头头也表态支持王成柱的意见。符开明的建议最后被否定，他把怒火发泄在潘先扬身上，结果两人在会上争执不休。会议不欢而散

　　后来王成柱把会议的经过告诉给我们，他显得非常沮丧：“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造反派内部还这样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真使我们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