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联总派虽然天天不断地向紫贝岭开枪开炮，却很少发动象样的大规模攻击，紫贝岭被围得象铁桶一样，但里面的局势还是稳定的。于是广大井系旗派群众相信了头头的话，认为四四一一給了足够的枪支弹药，还有什么“尖端”武器，城外又有数千红农会民兵做为后盾，我们是有能力打破联总派的包围的。

　　下东桥李柳负伤以后，王成柱老师见我机灵，又有胆量，就叫我接李柳的班。自此以后，我当了他的通讯员，经常跟随他的左右，为他跑腿传话。

　　王老师是广州人，父母在香港，1963年他在华南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他父母叫他到香港工作，他却听从国家安排，到紫贝中学当了一名物理教师。他没教过我，我以前没认识，只知道他是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紫中发生派斗以后，他是第一个加入我们战斗团的教师，在造反活动中，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我慢慢的熟悉了他。他平易近人，没有教师的架子，和学生的关系很融洽。在团里，我们很少叫他“老师”，而经常叫他“阿柱”。

　　有一天，我跟随王成柱到县卫生院大楼检查防卫情况。这个地段相当紧要，靠近公仔桥，距离三角街最近，是联总派攻打紫贝岭的必经之路。防守卫生院大楼的是战斗团的一个战斗队，20多人，我班的同学都在这里。在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战斗队武器很少，没有一支枪，仅有十多颗手榴弹。王成柱很担心这个阵地，认为很有必要加强这里的火力，但指挥部又没有多少武器发下来。

　　看完阵地后，王成柱沉思了好久，迟迟不肯下决心，最后他才蹦了一句：“小黄，你到指挥部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手榴弹来？”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叫我我去“偷”手榴弹，但又不能明说。

　　我点点头，二话不说，就向紫贝岭上的指挥部跑去。

　　当时正值中 午，指挥部里很少有人活动，总指挥黄大同正躺在办公太上，打着呼噜，睡在正香。二楼上也空无一人。我按王成柱的吩咐，找到右侧的一个小房间，那是指挥部存放枪支弹药的地方，井系旗派所有的武器都在那里。

　　我从窗口往里面看去，里面也没有人，门也没有锁上，我轻轻地推门，偷偷地走进去，一眼看去，三挺机关枪，几支冲锋枪和十多支步枪，一字儿排列在墙壁旁边。“就这几支枪？还是我们前次从下面要来的呢！头头们真卑鄙，说我们有许多枪，还有部队送来的新式武器。这几支枪，这么能挡得住联总派几千人的大军呢？”我的心凉了半截。

　　在房间的角落里，我找到了装满手榴弹的麻袋，把十多颗手榴弹塞进我的挎包里，赶快离开了指挥部。

　　王成柱看到我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非常高兴，他再次向阵地上的同学们交代了任务后，便带我离开了卫生院。

　　路上，他询问了我“偷”手榴弹的经过，感到非常满意：“小黄，你比李柳还精明能干，以后就跟着我吧。”

　　听着他赞扬我的话，我并不十分高兴，我心事重重：“我们有多少武器保卫紫贝岭？”

　　“不就是你在房间看到的那几条枪吗？”他把火发到了我身上。

　　“我实话告诉你吧！”王成柱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觉得擅抖得相当厉害。“我们就只有这几条枪，还是红农会送给我们的。四四一一从来就没有给我们武器，所谓新式武器，那是新方夜谈，是吓唬县联总的。联总派至今还没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的。我们现在就是一只纸老虎。靠几条枪就能守住紫贝岭，这是做梦！老陈老肖他们硬要守紫贝岭，拿几百人的生命开玩笑，这是在犯罪。依我的意见，趁他们还没准备好，把紫贝岭上的人都撤到农村去，和红农会的人一起打游击，这样就有可能扭转被动的局面，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意见。以后怎么办，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最后，他再三交代我，不要把他的话告诉给其他同学。

　　于是，我心里开始萌发这样的念头：得赶快离开紫贝岭，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