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翻译的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在所难免。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有了一种普遍性。纽马克认为，翻译的目的和功能是呈现其真实的事实和含义，使得翻译文本更具可读性，这与鲁迅所提倡的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正好呼应。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卡特福德认为译者必须去考虑不同语言内在的“相关性”和“不可译性”所带来的限制。根据尼克纳萨布和比什宾的研究，诗歌翻译相比其他文本类型的翻译更具挑战性，他们不仅要面临更多语言上的障碍还需考虑读者的理解以及诗歌内在的共鸣。在国外，以魏甘德为代表的学者对翻译中的“误解”进行过系统的归纳，虽然他的研究并非是针对诗歌翻译的，但他以最普遍的语言翻译为基准提供了一套相对系统的、具备理论基础的对翻译误解的认知，并认为翻译中的误解会导致对原文文化内涵理解的偏离。在我国，诗歌翻译中的“误解”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乏善可陈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论文中，人们提到“误解”时多以庞德举例，却并未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层面的探讨。在1991年，陈小眉教授在《被‘误读’的西方现代主义——论朦胧诗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诗人和评论家们对庞德式现代主义诗学的‘误读’行为，与西方对自身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甚至会让当事人大跌眼镜。而恰好是这些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误读’，构成并决定了1980年代中国的文学生产，特别是围绕朦胧诗的种种争论的展开方式与方向”。笔者认为，类似的“误解”“误读”或“误导”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诗坛，需要诗人和学者們重视。

　　“误解”的重新定义

　　首先，本文中所提的“误解”是一个概念，而并非是某种具体的行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造成误解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字体错误、语法错误和句式错误等，还包括对原文意义的扭曲，缺乏对原文背景相关知识的了解，以及与原作者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偏差。在诗歌翻译上，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诗歌翻译不仅需要考虑语言本身的因素，还需要去构想其声音、句法和结构等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的美学与逻辑结合的过程。造成“误解”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的差异，另一个是文化因素。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不同语言之间，那些不可避免的差异创造了诗歌在特定语言中的可能性。跨语言之间难免会有一些无法匹配的词汇和多样的句子结构，这就导致了很难直接从原始文本中对真正的内容进行分离。诗歌是语言、结构与内容融合后的整体，诗歌翻译很难将其中的相互的微妙的影响翻译出来。诗歌的独特性在于它隐藏在语句中的隐喻。这种不可译的部分造成的误解是无法避免的，它甚至会导致读者对原作的进一步误读。

　　作为孕育语言的根基，文化因素在诗歌中的影响同样重要，也更容易造成“误解”。诗歌中的文化差异是每一个译者都要面对的问题。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对文化的误解。赛义德认为，思想、立法、习俗以及地理等文化因素都深深影响着一个特定语言或民族的诗歌。印度尼西亚学者哈里亚托曾以“太阳”和“夏天”两个意象进行举例。比如，“你是我的太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句话在中文与英文中都可以被简单地理解，因为几乎每种文化都将太阳视为光和生命的起源。相反，当我们遇到一些表达包含特殊的文化用语时，便很容易造成误解。例如，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永恒的夏日之美》中，莎士比亚写道：“我是否可以把你比喻成夏天？/虽然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狂风会使五月娇蕾红消香断，/夏天拥有的时日也转瞬即过。”其中的“夏天”一词对于部分国家来说可能是温和的，但是对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热带国家，无法做到文化上的等同，他们很难理解为何去用可爱和温和形容“夏天”。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中，有太多意象被它背后所属的文化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感受，这是翻译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此，本文所提到的“误解”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代表翻译中的错误，也代表了那些因语言特质和文化因素而无法避免的理解上的偏差，甚至包括读者阅读了基于理解偏差而翻译的文本而导致进一步的理解幻象。除此之外，也包括因个人（译者）价值观而引起的更深远的影响。尽管本文讨论的是诗歌翻译中的“误解”，但文学与文化想通，其背后更多的是对文化的“误解”。

　　误解的功与过

　　尽管“误解”会让读者产生一种理解幻象，但它似乎并非是坏事。以埃兹拉·庞德为例，由于他对中国古文了解的匮乏与翻译上的偏差，竟帮助他在西方诗歌中建立了全新的领域，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西方早期的意象主义运动。詹茨勒认为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使西方诗歌的语言更加充满力量感。基于对“误解”的包容和理解，诗人艾略特更是宣称庞德是中国古诗的“发明者”。笔者认为，艾略特之所以不用“发现”而是用“发明”，是因为庞德翻译过后的中国古诗已经与真正的中国古诗大相径庭。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那个缺乏文化交流的年代，庞德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汉学家，也没有掌握精良的汉语。但是，庞德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阐释中国诗歌，他既没有遵循中国古诗的格式，也没有回头遵循英文诗歌的句法规则，避开了逐字逐句的直译，以意译的方式为西方“发明”了中国古诗。岭南大学教授陈德鸿在研究“五四运动”时曾经指出，这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可能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历史性误解。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全面了解西方社会，对他们的文化理解更多地基于相对短暂的留学生活。在那场运动中，无论是极端模仿西方还是极端维护传统文化都是有问题的。一些有见地的知识分子试图打破这种僵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以“白话新诗”来打破中国的传统古诗。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一部分翻译只是将英文的韵律诗翻译成了用来打破中国格律古诗的“白话新诗”，这里似乎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因为无论是韵律诗还是格律诗，它们都对“律”有要求，而这一点恰恰是白话诗所不具备的。因此，这怎么能不算是一种“误解”呢？“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结构的界限，诗歌与诗学相关的翻译也推动了中国现代诗学以及美学的发展。而几乎同一时期的鲁迅、瞿秋白、梁实秋等人也开展了翻译理论之争，他们基于各自的立场与理解，指出对方的不足和误解，这些争论也促进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陈小眉认为，当代朦胧诗运动的兴起是基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误解”——当然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场兴起于1978年的诗歌运动极具先锋性与争议性，朦胧诗人们因模仿西方现代诗歌而受到批评。他们既没有遵循当时的主流美学，也缺乏对西方美学和文化的根本认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翻译作品了解西方现代主义，但他们所成长的土壤、文化背景和自身的价值观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格格不入。在笔者看来，朦胧诗运动也许是一种处在“误解”状态下，挣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欲望与一个理解幻象中的西方现代主义碰撞的产物。以谢冕为代表的一批评论家对朦胧诗人和朦胧诗运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也许，就连当时参与过朦胧诗运动的诗人们也说不清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但这种“误解”产生的幻象推动着他们改善了中国的美学和诗学，弥补了曾经缺失的、对独立个体的关注。

　　总结

　　尽管在汉语的语义中“误解”似乎带有一些贬意，但笔者认为，它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不仅是文学的选择，似乎也是文化交汇的必然。从“五四运动”到朦胧诗运动，处处伴随着知识分子们对西方文化的“误解”，或者说是伴随着一种被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或许也是这样。这种“误解”的影响似乎从未停止，如今，来自西方的诗学作品以翻译的形式不断呈现到诗人们眼前，从“盘峰”论战至今，又怎能说我们没有“误解”过呢？

　　马晓康，1992年8月生，山东济南人。中国作协会员。曾留澳7年，英国斯特灵大学硕士。有诗作被译为英文、韩文、阿拉伯文等。出版诗集《纸片人》《长了翅膀的云》等。长篇小说《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被誉为新一代留学文学的新收获。作品散见于《诗刊》《作品》《山东文学》《诗选刊》《诗歌月刊》《星星》等。代表作有长诗《逃亡记》《还魂记》《晏子》《孙子》等。曾获2015《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韩国雪原文学奖等。诗集《晏子》获2018年度十佳华语诗集奖、第四届中国长诗奖，诗集《孙子》获第五届泰山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