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缠藤密布与荆棘丛生的森林中，踏着前人的足迹，亦步亦趋，当心之所感不再有冲腾的呐喊，手之所触不再有披荆斩棘的勇气，目之所及皆变为熟视无睹，人类生存的精神空间被物欲极度碾压而日益匮乏、“贫血”后，生命开始变得飘忽、轻浮、虚无起来，而现实变得与梦一样不真实。每天分明穿梭于闹市，却犹如路过荒凉凄恻的原野，人类生命中那难以泯灭的爱与无法愈合的伤被遗忘，命运之手扼住咽喉而发出的吶喊与哭泣日益式微，渐行渐弱，身体变得沉重，头颅变得虚空……此时，迫切需要普罗米修斯的火种，重新点燃生机与希望，而生命意识觉醒了的诗人就是普罗米修斯，就是给人间带来火种的人！

　　读东篱的诗集《唐山记》，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生命意识的诗性觉醒，遮蔽已久的灵性被一次次擦亮与点燃，让我们从幽暗的一隅走出，审视与回望脚下的土地，倾听来自大地根系的回音，感受真实的自我，让灵魂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可以囊括宇宙，可以通向无穷，这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全部尊严。没有了思想，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灵魂处于无意识状态，人就失去了全部尊严。当灵魂充斥着过多集体记忆的回想，裹挟着过多公共理解设定好的一家之言，指认、命名、体验、探寻种种环节被省略，思想的世界空剩一架躯壳，属于自己灵魂的灵光就被遮蔽住了，属于我们个人的生命意识就处于麻木、昏睡、蒙昧状态。这就好比，一提到竹子，我们就想到高洁;一提到梅花，就想到孤傲。诗人欧阳江河曾在《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一文中做过专门论述：“词与物的初始联系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就其起源而言早已布满了外在世界所施加的阴影、暴力、陷阱……‘麻雀一词在我们成长时期的个人语境中就成了‘天敌的同义词，为此不惜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麻雀战争……‘麦子一词在已故诗人海子后期诗作中频繁出现，只要我们细读原作就能发现，海子是在元素和词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但后来的情况却表明，‘麦子一词进入公共理解后，因其指涉过度泛滥而成了那种空无所指的‘能指剩余，就像一只魔术袋，可以从中掏出种种稀奇玩意儿，但又似乎是空无一物。”当一个人的灵魂“无意识”，我们所能做的就只剩下从现有的口袋中掏出空无一物的稀奇玩意儿，永远无法触及生命的本体内核。东篱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与这种“ 无意识”决裂。

　　在《秋雨老边沟》一诗中，东篱表面上用“是火/是血/是燃烧/是波涛/是浩浩荡荡/是前赴后继/是披肝沥胆/是孤注一掷”等17个极富张力的排比诗意呈现了秋日老边沟漫山红叶的景象。老边沟曾经是抗联英雄杨靖宇战斗过的地方，又因层林尽染的枫叶而名扬天下。诗人看到漫山红叶后自然联想到抗日烈士的鲜血，联想到那个战争岁月。但这一连串的暗喻恰恰生动地揭示了灵魂无意识状态。接着，东篱开始对这种无意识进行追问与反思：“是谁对血腥趋之若鹜？/是谁视生命如草芥？”当爱国牺牲精神被无限放大与定格后，人们对牺牲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便熟视无睹了，更有甚者认为先烈们的奉献与牺牲是对血腥的趋之若鹜，从而生命本身珍贵的价值与意义便被冷漠消解。于是，诗人无限感慨地说：“秋天疯了/当每棵树都举起了火把/不，那不是火把/分明是一颗颗鲜红的头颅/当整条沟都奔跑着通红通红的身体/这单一乏味、集体无意识的壳/秋雨来得正是时候/绵延着一次不露痕迹的清洗。”一说到抗战老区，我们自然就想到鲜血、火把，而完全不了解大自然作为鲜活的生命有其真切、灵动、舒展、茂盛的生机;一谈到抗日精神，就一味强调牺牲、奉献，而完全忽视个体生命的价值。那么，被概念化的牺牲便是苍白的，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正是生命本体价值的可贵，当与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才需要我们去抉择，用生命的代价去衡量。一段鲜红的历史只有用生命去讲述的时候，才能更加彰显出牺牲精神的可贵，让人们感念牢记。所以，东篱渴望一场秋雨将灵魂的无意识进行清洗，露出生命本真的底色。这场秋雨来得正是时候，秋雨过后，大地与人同时进行了洗礼，大地消退了尘埃，而人的智性觉醒了，眼睛恢复了明亮，明心见性后的灵魂可以看到隐藏在枫叶背后的感人故事，感受到生命内底的活力与生机。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自觉，是以人的生命和思想的觉醒为底蕴的。后来，这一说法便被文学史界公认，魏晋时代便被认为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的觉醒”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觉醒。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真实存在状况所进行的自觉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它不仅伴随个体生命的全程，同时也是哲学与文学的终极主题。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可以说，“认识你自己”的“斯芬克斯之谜”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根植于人的灵魂深处了。东篱的诗歌就体现了他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他将自己的这部诗集命名为《唐山记》，并将其定位为“一部人文地理意义上的山海经（唐山北依燕山，南临渤海），一部植根于大地震废墟上的精神史，一部充满童年经验和成长经验的油葫芦泊往事”，诗人对个体生命意识自觉的诗性追求可见一斑。当他用反思专注的目光重新回顾审视生他养他、根植于他血脉中的故乡时，面对曾经饱受重创、一度成为废墟的城市，诗人亲眼目睹过左邻右舍惨遭劫难，他现在对于那些人为化、符号化的象征已经不感兴趣，而是用冷静、审慎、凝重的心对灾难的纪念与祭奠方式进行了重新独立的思索，并以个体的体验深入纪念碑等意象性、符号性很强的现场进行诗意的挖掘，让经典物象在公共话语强大的象征视阈与集体阐释中获得一种新的意义发现与言说方式。很显然，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然而东篱做到了！《地震罹难者纪念墙》《碑影》《家园——在唐山地震遗址公园》《黄昏——在唐山大地震遗址》《读碑——在河北理工大学原图书馆地震遗址》《准备——写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一座城市的碑影》等诗篇无一不折射出东篱在个体生命意识自觉层面上对生与死所做出的终极拷问。

　　“抗震纪念碑”“抗震纪念馆”“冀东烈士陵园”对于唐山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来说，意味着悲壮、血泪、苦难，是这座城市深深的历史烙印与符号。纪念的意义也在警示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然而，“那年清明/带孩子和老婆去/烈士陵园/看门的老大爷说/只接待团体/就好像//一个五星级宾馆/不欢迎/一个人/进去只要/一碗肉丝面” （《在公共汽车上看冀东烈士陵园》），此时，个体对生命的缅怀与追思便被灵魂无意识取代，反而出现“盲点”，处于蒙昧状态，本该牢记的，反而冷漠淡忘了。这是多么荒诞的悖论！于是，你会看见“有些人在碑前献了花圈/或鞠几个躬，或表情严肃地站一会儿/然后默默离开。而有些人在小声念着/花圈后的碑文。我知道，他们大多是/外地的游人。来这座城市，或探亲/或看看这座抗震纪念碑，而更多的是想/了解一下这碑后的故事。 （《抗震纪念碑在这一天会不会暗下来》），原来走进与了解变为了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灵魂却并未受到震颤，那么，一个承载了人类痛苦、怀念与警示的所在，其意义与作用便被消解了。“很多人来此寻找他们的亲人/但时空迢遥，人海茫茫/而我多年来一次次故地重历/仿佛是为了寻找我自己”（《地震罹难者纪念墙》），诗人的怀念并非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一次次前来寻觅自己的灵魂……东篱从两个方面提醒自己的灵魂从“众人皆醉”中醒来。其一是对这些纪念碑、纪念墙意义的领悟与体认，其二是对普通抒写者赞美、致意、回顾历史、面对未来的模式化、刻板化的言说。“在这座城市，我几乎无法避开他/多年来，我始终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每天都要经过抗震纪念碑》），正是这种审美、反思的有效距离，让东篱的此类诗歌在众多普泛性抒写中脱颖而出，闪烁着敏锐洞察力与深刻反思力的光辉。

　　一天中最后一抹金色

　　被喜爱光阴的家伙

　　慢慢吞食掉了

　　世界的真相开始袒露

　　见不得光的

　　不全是鬼

　　人是黑暗中

　　最黑的一部分

　　家园

　　只剩几根黑黢黢的柱子

　　挺立的叫硬骨头

　　躺下的便成了废墟

　　在月亮出来前

　　我独爱这段静处的时光

　　我一次次地来

　　不为凭吊，不为对饮

　　面面相觑而已

　　——《黄昏——在唐山大地震遗址》

　　黄昏，是太阳落下后、月亮出来前的一段比较“黑”的时光。白天适合忙碌，夜晚适合休闲，而黄昏适宜思考。因为太阳与月亮都是相对明亮的天体，它们发出的光，让每个人都看不到自我身体里的“黑”，而在黄昏，在这段与外在世界相对隔离的晦暗时光中，“世界的真相开始袒露”，人们往往能反观自身，聆听生命深处最真实的声音，从而看到自己的灵魂。处于黑暗中，人往往才是最真实的。如今的家园不过是在废墟上挺立的残骸剩骨，然而这骨头却是屹立不倒的硬骨头，硬生生地撑起了这座承载人类痛苦与悲恸的城市！诗人一次次在黄昏时刻来到唐山大地震遗址，为的是什么？是凭吊吗？是对饮吗？都不是！诗人坦陈，“面面相觑而已”。“凭吊”与“对饮”都是主体与客体处于对立存在状态的外在仪式感的怀念方式。而“面面相觑”则是与死难者冥合无间的状态。即诗人与死难者是同一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当诗人亲眼目睹身边的左邻右舍以及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在劫难中死去，而自己有幸存活下来，那么，亲身经历灾难的现场感便成了诗人心中最深的隐痛。每天行走于这个死后重生的城市，他的脚步都不可能轻松起来，因为他“每走一步路都会感受到土地下面白色亡骨的坚硬，每看一眼周边的事物都会在不经意间与活生生的无名亡灵们相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那些死难者是替“我”死去，而“我”是替死难者活着。当自己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往昔美好而沉重的回忆，在灵魂的界面，自己便已死去，或者死难者便已复活，与“我”相对两无言，唯在知心间。这种面对“已经死过一次”的自己，直面心底最隐痛的部分，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因为这份伤痛是痛彻心扉的。当生与死泯灭了界限、消逝了对立的状态，诗人真正拥抱了死者，也真正拥抱了自己。

　　如果说远离“无意识”就意味着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么，醒着的人就注定要承受孤独。谷川俊太郎在《二十亿光年的孤独》中这样写道：“人类在小小的球体上/睡觉、起床，然后劳动/有时很想拥有火星上的朋友//火星人在小小的球体上/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有时也很想拥有地球上的朋友/那可是确信无疑的事//万有引力/是相互吸引孤独的力//宇宙正在倾斜/所以大家渴望相识//宇宙渐渐膨胀//所以大家都感到不安//向着二十亿光年的孤独/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喷嚏。”虽然，孤独可以说是整个宇宙人类的共同特性，然而在孤獨来袭时，每个个体承载的痛苦都将是整个宇宙。在这部诗集中，我们已看到东篱心底那份孤独的伤感，伤感的孤独。

　　“孤独只在人群里发生，在喧闹中/像碳素墨水一样，将白纸一圈一圈/渐渐洇黑”（《嗑瓜子儿》）， 越在人群中、越在喧闹中，诗人越感到孤独;“我感觉一些人像看怪兽一样看我/我怪异吗？/其实人家也未必是看我/我自感怪异而已/这个时代，真的已令我无所适从”（《慢》），与众不同的自我审视与判断，让诗人自感与这个时代有着无所适从的隔阂;“春天来了，我在下班途中/买了一只蝴蝶状的大风筝/我想让它飞，怎奈春风无力/天色近晚，而我离家尚远/很美的蝴蝶，不忍折其羽翼/索性背着它，身后便有了翅膀/我也并非想成为蝴蝶/只是，一个人在人流中穿梭/太孤独/我想飞”（《背着风筝穿过大街》），诗人假想性地长出翅膀，只因在人群中感到太孤独，试图放飞自己，远离人群……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东篱的这份孤独感来得格外猛烈。在《群峦之巅——甲午暮秋登遵化五峰山，兼怀陈超》一诗中这份孤独显得格外苍凉：

　　是一根草的孤独

　　一块石头的孤独

　　一棵树的孤独

　　风的孤独

　　云的孤独

　　此刻，风是唯一被讴歌的对象

　　它还原了天固有的颜色

　　但不是所谓的APEC蓝

　　风又是最该被诅咒的对象

　　它掀开了某些事物的盖子

　　可真相并不好玩

　　一座山

　　也许仅仅是一块石头

　　五块石头堆砌在一起

　　就成了一堵墙

　　叫它长城也可以

　　北齐的，明代的

　　随你命名

　　远处的般若湖

　　仿佛深嵌在大地里的一把弯刀

　　嗜血的东西

　　从来敏于行而讷于言

　　风尘虽未掩其锋芒

　　但观赏遮蔽了杀人

　　波浪是连绵的灰褐的波浪

　　悲鸣是无边的褶皱的悲鸣

　　如果我纵身一跃

　　一枚落叶而已

　　东篱在暮秋时节登上遵化五峰山，站在群峦之巅，他的所思所想并非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荡气豪情，亦非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踌躇满志，还非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洞察哲思，他感受到的是天地之间挥之不去的孤独！或许是陈超先生选择消失于地平线上的那一跃，或许是根植于东篱心中的敬爱、不舍、痛彻心扉、物伤其类等复杂感情的纠缠，让诗人悲伤不断、思念绵延，巅峰俯视的孤绝感让他的生命与陈超联系在了一起。于是，诗人用五个肯定的判断“是一根草的孤独/一块石头的孤独/一棵树的孤独/风的孤独/云的孤独”来点明陈超的孤独，“我”的孤独，以及“我”与他同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灵魂的孤独！“此刻，风是唯一被讴歌的对象/它还原了天固有的颜色……风又是最该被诅咒的对象/它掀开了某些事物的盖子/可真相并不好玩”，这里的“风”，似乎隐喻死亡。死亡是最残酷的真实，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然而，诗人的死亡，却被讴歌。就像海子之死、顾城之死、陈超之死……这已然成为一种诗学事件。一旦获悉哪位著名诗人离世，各种纪念活动便接踵而来，群英荟萃，大家排排座次，念念稿子，掉几滴眼泪……可是，这真的是我们灵魂中真实的阵痛、反思与纪念吗？其实，纵观古今诗人之死，大多死于这个世界的冷漠，抑或死于内心不能承受的抑郁与孤独。而我们都是观赏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诗人的孤独。“嗜血的东西/从来敏于行而讷于言/风尘虽未掩其锋芒/但观赏遮蔽了杀人”，当雪崩来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然而，这一切都被遮蔽了，被文字遮蔽了，被观赏遮蔽了。东篱此刻的感同身受，是一个活着的诗人对一个死去的诗人深切的理解与同情，这份理解与同情并非我们日常说的应对之语，而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意义上的人文精神，这也是东篱自我生命觉醒的一种确认。“如果我纵身一跃/一枚落叶而已”，诗人以一片落叶的姿态，真切体验了陈超死亡的决绝与孤独。

　　越是灵魂孤独的人，越渴望被温暖。于是，亲情、爱情便成了他们追寻的“原乡”。亲情，是人类初始情感的培育地与生长场，往往是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而东篱所写的亲情诗，每每都能准确无误地击中人心，直抵人性中那片最私密柔软的领地，令人感同身受！面对生与死无法逾越的鸿沟，亲情用延续与轮回为灵魂搭建了一座小桥，成为灵魂通往“永生”的“还乡”之路。

　　“我的体内有万千河流日夜喧响/但是否真有一条名还乡/它曾锦鳞游泳，岸芷汀兰/我可曾真正走进它？并终将殊途同归”（《秋风还乡河》），在这条“还乡”之路上，东篱一直追问着自己。诗人于坚说：“诗歌的价值在于，它总是使人们重新回到开始，领悟到存在的本真。诗歌是永远‘在路上的，诗歌是穿越遗忘返回存在之乡的语言运动。”东篱的诗歌就有着“返回存在之乡”的个体生命意识自觉。他不断探索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和事物现场当下的情状，让有血有肉的生活场景与鲜活的人性一并向诗歌敞开，向真实敞开，向存在敞开。当日常生活经验和存在的澄明一并生发时，口语化的诗歌突然变得灵动起来，被实用理性遮蔽的情感世界开始复苏，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质朴与真诚，独白式的身体呼吸彰显出个体生命的鲜活状态，“生命与语感在相互寻找，互相发现，互相照耀中达到深刻的契合，达到双向同构的互动”，从而让东篱的诗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和大地生命元气。

　　在诗歌中毫不掩饰地袒露私人化的生活细节与心底隐秘的情思，让诗歌与诗人真实的生活两相互证，这不仅仅需要关注过程、呈现存在的写作技巧，更需要的是诗人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勇气！个体生命意识在亲情的怀抱中苏醒，一如灵魂在阵痛与挣扎中破茧成蝶。《我终究成了孤儿》与《所有的还乡都成了奔丧之路》这两组写给母亲的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刻骨哀思，痛切真挚、感人至深！《我终究成了孤儿》写于母亲去世的当下，是诗人感情的集中迸发，如火山之奔突烈焰，势不可遏，浓烈映天;《所有的还乡都成了奔丧之路》是东篱两年后陆陆续续写出的回顾之作，感情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淘洗后变得更为深沉厚重。因此，后一组诗歌如遇冰山，虽只见一角，然水面之下，却有无限庞大的冰体在缓缓移动！可以说，这两组诗诗人并没有过多使用写作技巧，或者说不必谈技巧，只一“情”字便足以胜出！

　　那么，这份真情诗人是如何呈现的呢？读毕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实赖之以真实无比的细节！当“我”看到干瘪如布袋的母亲的身体，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在“我”面前暴露时，“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怎样呢？“那对饱满又精致的乳房/被我的爱人偷去了吗？/我触摸到的/仿佛是秋风中悬掛在树杈上的/两个破塑料袋/我不忍多看一眼/我不敢再触摸一次”“我抱着母亲/让母亲的罗锅儿/紧紧顶靠在我的胸前/这样，母亲会舒服些/霎时，我周身涌起热流/这莫非是做母亲的感觉？/但沮丧随之而来/母亲在我怀里/无论如何也不是/我在母亲怀里的感觉/在一次次的挫败中/我等待着新年的到来……”（《抱着母亲过年》），“我”的不忍、“我”的热流奔涌、“我”的沮丧、“我”的挫败……种种心理细节的生动呈现让此诗瞬间就具有了直击人心的强大冲击力，任是泪腺再不发达的人，一旦进入诗人的文字场域恐怕也会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眼泪。

　　薄雾中

　　地里的庄稼

　　砍头的砍头

　　削足的削足

　　凄惶的衰草抱着

　　披头散发的柳树

　　迎面走来老妇人

　　我以为母亲又活了一次

　　刺入耳鼓的唢呐声

　　我以为母亲又死了一次

　　母亲轻盈地从炕上

　　挪到了墙上

　　这一骤然间的悬空

　　让所有的还乡

　　都成了奔丧之路

　　——《还乡日》

　　一种“我”以为“母亲又活了一次”“母亲又死了一次”的瞬间错觉，一个从“炕上”到“墙上”的轻盈挪动，让“所有的还乡/都成了奔丧之路”。这是多么痛彻心扉的感慨与领悟！诗人在坦诚面对自己的时候，将一己所思所悟写成了万人所思所悟，将个人化、私密化的写作准确升华为人类共同情感，从而引发共鸣，这就是诗人的成功之处。失去了亲人，我们每个人便都成了孤儿。从本质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走在成为“孤儿”的路上，或者已经成为了“孤儿”。由此，人生的孤独感，便从简简单单的怀念母亲上升为形而上的生与死、孤独与永恒的哲学命题。这正是东篱诗歌的深刻之处。在《唐山记》这部诗集中，此类诗歌质朴真诚、蕴含深情。同时，其抒情又是极有节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然而，作为读者，我们却早已潸然泪下、不能自已……东篱的生命意识在亲人的离世和血脉的承袭下得以觉醒，他对死亡的关注，是人类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死亡往往不是生命价值的彻底消逝和最终否定，而会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生发出新的活力与意义。

　　血浓于水，血脉相通。在生命的沿袭与传承中，人类在肉体上延续了生命的长度，又在精神上承袭了灵魂的厚度。在诗集开篇《一棵芦苇——给父亲母亲》一诗中东篱写道：“悲伤莫过如此/仿佛我一出生/他们已是暮年/光阴这个糊涂蛋/不是遗漏/就是缩短//我还只是苇锥/颜色尚紫/但早有人/躲在暗处/正准备一锹一锹地/往我头上填土。”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但其实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人才是会思想的芦苇。虽然生命中有很多的抗争与无奈，就如同我们无法挽留住光阴，在遗漏与缩短的轨迹中，“我”与父母的生命总是在“朝”与“暮”、“生”与“死”中错过，人间悲伤莫过于此！诚然，在孤独行进的前方会有料峭的春寒，会有人往我身上“填土”。但是，生命正是在疼痛中拔节而起，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正等待一声春雷破土而出！

　　“因一朵无名的小花/我爱上了整个春天/因几个异样的女子/我贪恋这荡漾的人间”（《仿生学》），人类在对爱情的探索与追求中，完成由自我迷茫与自我困惑转变为自我意识觉醒这一化蛹成蝶的过程。大胆地追求爱情，认识到自我的存在感，就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时刻。正如著名诗人布罗茨基所说，“一首爱情诗就是一个人启动了的灵魂。”在《跟梅子有关》这组诗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诗人真诚炽热的爱是如何点燃生命和灵魂之火的。

　　那年夏夜，我把梅子带回家

　　我说，你洗个澡吧

　　她说，你别有用心

　　我说，你把门插好，我看不到的

　　她说，你可以站在后窗户上呀

　　梅子最终还是洗了

　　梅子洗澡的声音很撩人

　　梅子洗澡时，看和不看

　　就像两只热锅上的蚂蚁

　　在我的心里翻腾

　　其实我很想看。所以，梅子走后

　　我就试着站在后窗户上，仔细往里看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就是现在

　　我也隔三差五，站在后窗户上，看

　　梅子曾经而今是小丽洗澡的地方

　　小丽问我，你总站在后窗户上

　　干什么？我说，真奇怪

　　后窗户上，哪儿来的那么多

　　尘土

　　——《后窗户》

　　东篱对自己青春期懵懂与冲动的细腻描写让我们每个人读毕都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想看梅子洗澡，想探究异性的美，然而又诚惶诚恐，内心小鹿乱撞，渴望与纠结瞬间就呈现出青春生命特有的气息。如果说诗的前半部分还是初恋情怀的现场展现，那么后半部分，就开始了人生岁月求不得、爱别离的凄美转场。梅子走后，诗人就站在后窗户上仔细往里看，当岁月流逝，梅子曾经洗澡的地方而今已经变为小丽洗澡的地方，然而“我”依然保留了当初“偷窥”的习惯。只是，“后窗户上哪儿来的那么多尘土”，一句掩饰、搪塞、调侃、幽默的话语背后，是多么沉痛的感慨与无奈！“尘土”遮蔽了“我”的双眼，“我”想看到的人再也看不到了，“我”想回去的青春也再回不去了……

　　诗人在异性中確认自我，在自我中发现存在，在存在中反思意义，在意义中灵魂觉醒。当青春时代“性的启蒙”经过岁月的沉淀演化为中年时期“爱的回望”时，一切都有了新的意义，而并非简简单单地“距离产生美”。就如同，曹雪芹晚年在写《红楼梦》时回忆起自己青春期的发育，写下了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情的细节。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其实是身体发育的觉醒，只有身体苏醒了，人的生命意识才开始真正觉醒，人类也开始在性别完成中确认自身的生命存在。像这样的组诗在东篱的诗集中并不多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组诗的背后有着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和成熟圆融的诗学体验。正如东篱自己所言：“诗歌写作是打通灵魂和这个世界的一个通道。诗歌最终要和生活发生肉体关系、纠葛甚或对抗，切入并竭力揭示生活背面的东西，因而我崇尚在场、发现、思想、力量及气象，并希望一切都是朴素自然地呈现。”

　　东篱生命意识的自觉还体现在诗人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与认领方面。在《对于他本人》一诗中，东篱用梵高生下来、死去，在生死之间只有“画画”一件事来隐喻诗人亦是如此：

　　似太阳般焚烧的向日葵

　　星空旋转着蓝色、绿色和黄色

　　他爱这个画布上的阿尔勒

　　并在死后为其带来盛名

　　但阿尔勒不爱他。“疯子，一个

　　危险分子。”大人们奚落他，孩子们

　　用石头打他，驱赶他，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他只卖出了一幅画。是……

　　“他生下来。他画画。他死去。”

　　对于他本人而言，的确如此

　　“万一永远都画不好怎么办？”父亲问

　　他说：“我只能冒险”

　　凡事已成定局，这冒险，如同无休止的纵欲

　　——《对于他本人》

　　梵高就似他笔下太阳般焚烧的向日葵，把艺术视作自己的生命，如飞蛾扑火一样不顾生死，不顾一切。因为他的画具有先锋性，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不被人理解，他爱阿尔勒，但阿尔勒不爱他，人们视他为危险分子，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是不幸的;但是，因为他有赖以支撑的画作，有着精神世界强烈的宿命感和使命感，所以，他同时又是幸福与自足的。当别人不理解时，他不会自暴自弃;当父亲追问万一永远都画不好怎么办时，他只有决绝地冒险。他曾画了几十幅自画像，这些画无一雷同，色彩浓烈，甚至画面扭曲，每一幅都是梵高当下生命的真实呈现。如今这些画作早已成了许多博物馆的珍藏。人们站在画前，依然可以感受到画家自我生命和艺术灵魂的强烈共鸣与冲击。梵高相信他是自我王国里的“王”，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他明了自己的使命，他的一生就是为画而来，因此是不考虑名利的，甚至不考虑生死，就像沉溺在爱情中一样。这其实正是个体生命自觉的体现。东篱把这种自觉比喻为“无休止的纵欲”，“纵欲”一词通常是贬义，然而用在这里却是反词。欧阳江河在《不可公度的反词立场》中说：“反词是体现特定文本作者用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词的意义公设与词的不可识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精心设计为一连串的语码替换、语义校正以及话语场所的转折，由此唤起词的字面意思、衍生歧义、修辞用法等对比性要素的相互交涉……”东篱在诗中对梵高的高度认同和赞美，实则隐喻了其对自我诗人身份的深刻反思与不懈求索。诗人也同画家一样，在艺术的殿堂里，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孤军奋战、孤注一掷，把诗歌当成自己的爱人和一生的追求与使命，即使有一天为诗歌殉葬了，但诗永恒。东篱就是用“泥瓦匠有推倒重来的/破坏欲与倔脾气” （《泥瓦匠之歌》）来建构自己的诗歌大厦。

　　在东篱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诗人饱满的个人情感，还有“究天人之际”的形而上哲思，更有一种从文字升华出来的生命体验。正如里尔克所说，“诗歌不是情感，而是生命体验”。一个人若沉迷于集体无意识中，即便有情感，也是可疑的，更遑论生命体验。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一定是个体生命意识充分觉醒的生命存在。就像陈寅恪评王国维时所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惟其如此，才不枉诗人的称号。诗集《唐山记》记录的就是东篱个体生命意识诗性自觉的历程。我们在阅读东篱诗歌的过程中，感受着诗人的孤独与阵痛，温暖与哀愁，悲悯与沉思，就像料峭的春风吹过大地，每一个生命都渐渐苏醒过来，花自开，草自绿。如果你是一株芦苇，那就迎着料峭春风拔节而起，长成天地间会思考的芦苇吧！

　　张丽明，河北人，文学硕士。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诗歌》主编。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中华诗词》《中国文艺家》《中文学刊》《艺术评论》《诗选刊》《芒种》《鸭绿江》《火花》《延河》《绿风》《诗林》《诗国》《解放日报》《甘肃日报》《江南时报》《世界日报》等文学报刊。作品获2021年“河北省文艺评论奖”，并多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举办的全国大赛中获奖，入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