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成，生于陕北，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西部散文选刊》主编。散文《怀念红狐》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散文《去赶那达慕》选入义务教育蒙古族汉语课本。著有《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等12部作品集。主编《中国西部散文百家》等散文选集15本。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奖，2010年华北五省优秀教育图书奖，第十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内蒙古政府第八届、九届、十届索龙嘎奖，内蒙古党委第九届、十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等100多个奖项。参加过全国第六届、第七届青创会。内蒙古作协签约作家。

　　张天佑一直执着于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研究与实践，可以说已经到了较高的层次，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想早应引起业内的关注了。当他把《北海诗话》这部著作的电子稿发给我时，正是初秋。北方的秋天来得早一些，早晚已有寒意。小区外的林木上，已零星点缀着一些金黄的叶片。有孩子三五一伙在树下惬意地游戏着。我坐在窗前，泡了一壶普洱茶，打开《北海诗话》，细细品读起来。屋内，茶香弥漫，恣意流淌。我沉浸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一时间，内心涌起了无数个惊叹。不言而喻，他的许多观点和我如出一辙。我想，他既说出了大众对真正诗歌的认识，又揭示了许多潜行于诗史而从未为人所道的普遍规律。

　　虽然对于诗歌创作，我已停滞了数年，但身边有很多诗友，经常在一起谈诗品诗，对于诗歌的关注，从未止步。近些年来，诗歌的发展日新月异，每天都有好的诗歌作品被创作出来，但随着网络的兴起，文学互联网的泛滥，一些诗歌的畸形化，不免让我担忧。许多诗歌，纯粹追求哲学化、疑难化，天马行空，完全不顾读者，这反倒让诗歌失去了它的本真和生存土壤。纵观诗歌发展史，我国有着千年的诗歌传承。《诗经》而言，它当时即为民间流传之歌谣，通俗易懂，表达清晰，感人肺腑，故流传下来。许多篇目，我们如今根本看不到作者姓甚名谁。这些篇目，其实与如今我们大江南北流传的民歌很类似。它们向土而生，有着土地的性质，蕴含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老百姓的哀愁喜悦，便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外在体现。我是很赞成这类表达的。

　　过度追求诗歌的复杂、繁琐，辞藻的华丽与堆积，我觉得对诗歌的发展，是有阻碍性的。长此以往，会使诗歌的读者群越来越狭窄。有人说这是诗歌精英化的过程，诗歌本就应该体现的，我不敢苟同。文学，是人类的文学;诗歌，也是人类的诗歌。如果它们与人远离，与浓厚的生活远离，势必会脱离大众，变得虚无缥缈，随波逐流，失去诗歌本来存在的价值。

　　我们先介绍一下张天佑，他本名张振勇，1987年出生于河北唐山，毕业于长安大学，是一位积极探索古典诗词未来发展方向的诗人。2009年开始创作，已出版诗词集《登云路》，该诗词集收录诗人380多首作品，这些作品有一個共性，便是能深刻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及周边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他所关注的，正是我们如今诗歌中缺乏的。在古典诗歌方面，他主张诗为正音体，词为自度体，现代诗归回音乐性（节奏感、律动感）。众所周知，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宋朝，诗词本就为音乐而生，有固定的曲调，吟唱起来朗朗上口，也易于传播。张天佑的这一主张，是契合具有中国文化符号的特色诗歌发展的，我十分赞同。

　　中国古典诗词，虽然要求甚严，平仄都需对应，但它的问世，为我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至于这股血液流传至今，既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类型，又丰富了人民大众的精神追求。随着20世纪初期白话文运动的兴起，这种势头才被人为地减弱，导致中国古典诗歌和辞赋陷入瓶颈，甚至止步不前。新诗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各种流派都在摇旗摆阵，这不免令人担忧。

　　张天佑埋头苦研，却不被诗歌的嘈杂所羁绊，他虽为80后，却有着不同一般的沉稳，这是搞文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我非常欣赏的。这样，《北海诗话》的问世，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北海诗话》，是他在结合古人优秀诗歌作品及自身创作经验基础上总结得来的，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总体上围绕诗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个终极命题展开，揭示了“诗歌之本质、诗歌之标准、评价主体、兴盛衰落原因、创造力来源”等诗歌核心问题。在他的《我的诗歌理念和文学主张》一文中我们可以获知，张天佑先生的诗歌理念和文学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无论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自由诗，评价一首诗歌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打动人心，打动人心是诗歌能传播甚至存活的前提，只有做到此点，才能谈深意和社会意义;诗歌的最终评价主体既非诗人群体，也非诗歌评论家，而是路人，是大众，因他们才是诗歌的传播者;音乐性之重要度占诗歌的50%，这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文字成为诗的基础和前提;倡导诗歌改革，对古典诗词主张解放束缚，即放开格律的枷锁，给诗人更多创作自由空间。对白话诗主张回归音乐性，可以不押韵，但必须要有节奏感、律动感，音乐性是白话诗的底线;诗词之变是为历史大趋势，诗词以打动人心为目标，解放格律，自求音乐性之平衡与和谐，这是诗词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日常口语入诗，尽量少用典故，若一定要用，需化用，即字面上应使人懂;现代诗应承接古典诗歌的意象和表现手法，因为它有几千年成功的实践经验。所有的朦胧和跳跃都需在主旨精神的统摄下进行，否则必造成割裂。现代诗在补全音乐性的基础上，先在文字层面使读者能懂。

　　他倡导的许多有益的主张，比如他认为诗歌的最终受众和评价主体是芸芸众生，是普罗大众，优秀的诗歌既要面向时代，又需要有千古不变之情理。这样的主张我非常赞同，如果一味追求诗歌高端化，精神层次“珠穆朗玛峰”化，那诗歌的关注度一定会降至冰点，兴许有一天也会消失在人们的视野，这当然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张天佑认为，无论白话诗还是古典诗词，首先要使读者能懂，打动人心，然后才能言人生意义或社会意义。能打动人心，诗人就是替所有人说话，作品才能上一个更高的平台，言社会责任或其他深意才有价值。诗歌只有做到打动人心，才能得到人们的拥护和推崇，方可融入到民族语言中得到流传，好的诗歌作品不仅可以警示人，也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张天佑倡导的诗歌本质，正是希望诗歌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他对如今诗歌发展的裹足不前，故步自封深恶痛绝。这也是读者的心声。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打着发展诗歌的幌子，举办各类名目的诗歌比赛，这些比赛无疑都冠有很大的名头，仿似奖杯就是诗歌被大众认可的标杆。这样铺天盖地的操作，已经失去了发展诗歌的初衷，使得诗人的作品带有功利性，诗人的行事风格也带有功利性，这已经远离了诗歌之于人类的意义。如果不加以改正，我国的诗歌可能会误入歧途。诗歌写作者多，这对于诗歌发展来说，是有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写诗歌的人鱼龙混杂，仿佛所有的人都可以驾驭诗歌，这是严重错误的看法。诗歌的品质追求和精神追求远远高于其他体裁，它字里行间，需要有扎实的功底和很高的思想境界来支撑。如若所有人都凭借自己对诗歌的错误理解而不加修改地去创作，那诗歌的走向就会出现偏差。现代诗又称自由诗，但它不是随意自由，也是有所追求的。

　　古典诗词，是璀璨的文化明珠。古典格律诗词诞生于封建时代，自有它的局限性，在封建时代成为历史后，其局限性更为明显。张天佑倡导诗词改革，认为格律有其合理性，但亦可破。他认为古诗词格律之病不在错，而是不够完美。张天佑虽主张打破格律，但不是为破而破，乃是为补全语言的音乐性自然而破，实际是建设而非破坏。他并不反对诗人继续写格律诗，只是提醒创作者，在满足格律的基础上，一定要补全音乐性。这实则是对古诗词的一种补充。

　　张天佑以“存薪火之将断，挽诗道之将衰”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亲自实践并竭力推动诗词改革。他曾明言：“诗词之变，乃历史趋势，即使我生之年不成功，将来亦会成功。”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这种矢志不渝的传道精神，令人感动。这种为诗歌发展呕心沥血之人，这种为诗歌发展担忧之人，如何不令世人心生敬意？

　　以上论述，为本人一家之言，偏颇之处，还望读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