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伟杰，闽南人，旅居澳洲，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澳洲《满江红》杂志和《唐人商报》前社长兼总编，现为《中文学刊》社长兼总编，山东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驻院教授。系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中国诗人25周年优秀诗评家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奖、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华语杰出贡献诗评奖等多项文艺奖，文学作品、论文及书法作品等入选300余种重要版本或年度选本，有诗作编入《世界华文文学经典欣赏》《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等大学教材。至今出版专著20部，主编各类著作70多种，发表400多篇学术论文及文艺评论。书法作品被澳洲、美加、韩国、东南亚等海内外各界收藏。

　　谈论诗与政治的关系，是令人头疼的一件事，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诗学课题。在当下这个由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商业（大众）文化“三分天下”而并存的文学与文化格局中，作为审美文化范畴的诗歌，主要体现在本身的自律与他律、无功利与功利性之间的张力，其突出特点是诗歌与现实的疏离，审美性、文学性、独特性、自主性则成为诗歌等文学活动的诉求和旨归。于是，在强调诗人的个性化或私人性的写作之后，“政治”一词常常令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对那些执著而钟情于“纯诗”的写作者，一提起“政治”两个字，就如同谈虎色变，或则有意无意地加以拒斥和回避。当然，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无须饶舌。面对如此境况，要重新认识或者辨析诗与政治的实质关系，并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和阐述，笔者的确没有十分的把握，况且这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堪称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唯有立足大历史文化观，并从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政治观谈起，围绕着怎样认识和看待“政治抒情诗”写作、诗歌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以及如何寻找到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平衡点等层面，有的放矢地展开粗线条的探讨和解说。

　　人们也许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不像西方其他文化那样重视宗教，而是更为重视政治。这似乎与中国所处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即中国古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使之形成了相信人的力量的神话：人是世界的中心存在，人可以胜天（自然），主宰这个世界。尔后又发展出具有同样精神的政治。“中国的文明，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为主流而发生的。至少就现存文献而言可以这么说。”此外，强调“由人类自己来拯救人类，它的手段只能是良好的政治，对政治的关心即由此产生。”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诗经与楚辞》一文中的这番话，颇为深刻地道出了中国精神重视人力的特征及其重视政治关系。

　　何谓“政治”？它应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从人类社会学来讲，它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从不同学科角度，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论述也不相同。而且政治内涵的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对政治的阐释也充满了争议，始终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定义。作为支配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政治的主要存在方式是协调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并非孤立的。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得失冲突，乃是政治的职责。中国文化只相信人而不相信神，自然要协调群体间的人际关系，而非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这是中国文化为何重视政治的缘由，也可理解为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儒家哲学的根本原因。它起码在两大方面给中国文学带来殊深的影响。其一，是在文学题材方面。对此，余光中先生在《中西文学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在西方文学之中，神的惩罚和人的受难，往往是动人心魄的主题。……相形之下，中国文学由于欠缺神话或宗教背景，在本质上说是人间的文学，英文所谓的Secular Literature，其主题是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而非‘天人之际的。”其二，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中国文化把政治，即协调人际关系，看得高于一切，早就要求文学既要敏锐地反映政治，又要有利于促进政治发展。这是儒家的文学观，汉代的《毛诗大序》就有着明确的表述，从其文艺观便可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文学往往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的，这一关系在屈原诗歌的极其影响上隐约可见，其体现的政治色彩则颇为明显，尽管屈原诗歌多为个人心声的自然流露。如果我们细加深究，就能窥见整个中国文化都有这种倾向。

　　在泱泱诗国中，无庸讳言，作为文学之母的诗歌，应该是最早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哪怕在传统的文论里，诗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抒发个人之情感，但个人离不开群体生活，而所谓政治正是为了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由是，诗与政治的关系可想而知。正是这种暧昧状态，让彼此间互为关涉。相对而言，在其他诗歌传统中较为罕见。而这，恰恰是中国诗歌的一大基本特征。正如松浦友久在《中国诗歌原理》中的精辟见解：“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以上云云，并非完全表明整个中国诗歌都与政治密切相关，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同样俯拾皆是。即便是与政治互涉的诗作中，也各有千秋，或优或劣，那种流于说教或流于枯燥者自然有之。有些蘊含着道义感和责任感的诗作，一旦与作者卓越的表现才情相契合时，不仅给人带来真切的感动，而且闪烁着智慧与人性的光芒。我们不妨做个简约的回眸与巡视：从《诗经》中的《硕鼠》到屈原的《离骚》再到杜甫的《春望》，甚至李白的《关山月》、王昌龄的《出塞》、岳飞的《满江红》，还有李商隐的某些“无题诗”，以及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煜等诗人笔下不胜枚举的诗词，无不或隐或显地表露出若干与政治相关联的内涵。但为什么人们在阅读这些激动人心、脍炙人口的诗篇时，并没有把它们当成“政治”的传声筒或附加物呢？当那些充满睿智的声音延续至今，为何仍然有着值得我们现代人倾听和认识的价值呢？究其原因，在于这些诗作只诉诸个人的体验，而极少诉诸抽象的演绎，更多的是通过诗人自身生命体验的描写与个人独特气质的抒情来呈现的。于是，人们从中读出的是诗人内心或灵魂深处所激发的、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度感知、把握和表现，是对现实人生或忧患之中生命的悄然流逝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脉动、体察和亲近。这种蕴含着普遍力量和象征意蕴的精神气质，具有超越个人的性质，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接受。所有这些，称得上是中国诗歌政治性的表现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一些优秀诗作之所以能打动人心、触动人们灵魂的秘密之所在。像杜甫这样的诗人，也因此备受中外读者的普遍喜爱。

　　至此，有必要对中国现当代诗坛上所谓的“政治抒情诗”谈点认识和看法。政治抒情诗这个概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明确提出的，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现代新诗艺术流程中，一些重要诗人都写过不少的政治抒情诗，如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向太阳》、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皆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百年新诗史上，信手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字：胡风、田间、殷夫、光未然、何其芳、贺敬之、邵燕祥、张志民、徐迟、公刘、闻捷，包括牛汉、绿原、李瑛、叶文福、邹荻帆以及更为年轻的一些诗人，都写过不少的政治抒情诗。可见，政治抒情诗的形成和持续是有其传统的，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抒情诗前面放置“政治”这个词，“似乎是一种题材和主题的认定，也意味着对诗人的政治态度和决择的要求”（叶橹语）。事实上，诗歌中内含的政治性（观）不仅是中国诗歌文化延续的传统，如果认真细究，在西方的大诗人中，像但丁的《神曲》、惠特曼的《草叶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还有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等的诗歌作品，都是带有一定的甚或强烈的政治性。他们的诗歌之所以能让人感受到诗人的心灵呼声，感受到一种新颖独特的且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并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传诵至今，从而成为各自民族乃至人类世界最忠实最卓越的预言家或代言人。依我浅见，起码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启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无论写什么样（题材与主题选择）的诗，包括写政治抒情诗，首先，必须充分地认识和把握自身的禀赋与气质，全身心地进入诗人的角色，把诗歌写作作为一种个人的行为，而非是公共的或某种政治行为。其次，必须立足于诗歌的创造性和诗性经验的灵动发挥，以独特的富有原创性的艺术表现力，深刻地律动出自己的独立性观察、体验和思考。再者，必须永远充满开放或前倾的精神姿态，像一位思想者或哲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用新的话语方式传达并凝聚成充满命运关怀、人类智慧和人性光辉的结晶体。那种空洞鼓呼，趋时迎合，粉饰现实，应景制作的所谓诗歌，可能会噪动一时，但在今天艺术眼光苛求的读者面前，作者其实已失去了作为诗人的资格，而失败和留下的笑柄会毫不留情地回馈之。也许，这是值得当下诗人，尤其是从事政治抒情诗写作者警醒的。

　　一个诗人能写什么和写出什么，自己应该是最为清楚的，这似乎是命定性的缘由。诚然，人生百态，千变万化。诗所言之志、所抒之情，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清代袁枚云：“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至，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之不可太拘也。”不同的作者，由于生存环境、阅历修养、抱负襟怀、人生观念、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兴奋点、感知点和表现欲自然千差万别。加之诗本身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多元的，诗门的敞开，包罗和容纳着世间万象。“政治抒情诗”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自有其自身的定位和合理性。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或强求一律。客观地说，政治抒情诗其实是最难经营最为难写的东西，它要求写作者不止是具备诗之才情、艺术功力，还必须具备敏感的头脑和眼光。当然，诗人的人格魅力才是最为可贵的。如是，方有可能展示出人类精神活动中应该具有的价值意义。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人之所以需要政治，是因为怀抱着理想在寻找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设计和实践当属政治的任务。可见，政治就是对于人类生活的一种美好想象。而诗歌呢？它本身就是人类对美的想象，这种巧遇或耦合，导致了两者间的暧昧与互涉。对此，人们或许会发问：它们为何能够结合，又是以何种方式结合呢？如同政治家和诗人的结合，它们到底能获得美满和幸福吗？

　　显然，要探寻诗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若只看到两者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的共性，尚难以说明问题的实质，唯有从两者的差异性方能洞察明辨，即通过两者想象方式的区别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作为想象者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实践者，如果想象十分美好，实践却一塌糊涂，这种美好想象就会发生变异且渐渐蜕化，甚至走向反面。而诗人的想象无需付诸实践，想象本身走得越远飞得越高，就越高妙悠远越充满瑰丽的魅力。是故，当诗的想象遭遇政治想象时，最初可能因不期而遇便干柴烈火般凑在一块。可是当政治想象因实践的局限而乏善可陈时，就会让诗失望，矛盾顿生。如此下去，要么是诗的逃离疏远让政治孤独，要么是政治的强行干预让诗服从。可见，诗的想象与政治的想象是同中有异，有聚有散，又合又离。这是一种无法否定的事实。正是这种特殊的境遇，中国新诗史上才出现了“政治抒情诗”这一现象。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诗歌想象中的“政治”，或者是一种超越性的政治。这样一来，就能让诗歌在面对现实政治时，自觉地超越现行政治的各个层面，包括阶层性、政策性、制度性，既体现了对于美好生活想象的真正把握与表现，又能保持作为诗的自身的纯粹性而产生艺术魅力，同时可以冷静地表达对于现实政治的看法，充滿一种批判精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尽相同的话题和表征形式，但归结到底都在回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从诗歌之维来认识政治（文化），寻找到一个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平衡点。然而，诗歌说到底毕竟是诗歌，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诗歌对美的想象必须通过语言形式、结构方法、诗学意蕴等元素才得以完成。它是诗人和世界的一种对应和亲近，是诗人对世道人心的深度感知、把握和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应该是服膺于心灵的、人性的，是诗人献身于灵魂的创造性事业。

　　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文或启蒙的同义词，既是文化的根，又是人性的根。更多的时候，诗是作为纷纷扰扰的现实人生的一种精神润滑剂或心灵参照物，让“不能承受之轻”的生命获得一种抚慰、感动、熏染和启迪，也可当成是人们在繁重的日常劳作之余的一种娱乐和消遣（方式）。一言以蔽之，诗歌正是通过对美的想象，将读者引领到一个新的（艺术）世界，让他们在那里享受到自由、温暖和爱等散发的美丽的芬芳。因此，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的自由表达，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智慧的自觉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