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敏是一位集科学家、文化学者和诗词家于一身的罕见的跨界才俊。
最近，我有幸读到了他的一些科研纪实文字、旧体诗词与诗词专论，深感他在以上诸方面均有不同凡响的建树。感奋之余，随笔录下几点心得，遂成此文。当然，我情知所读到的仅是晓敏先生所著的部分诗文，但这一读已然使我急欲将自己的感受付诸笔端而不能自已矣。
我首先注目于他所撰写的、反映他本人科研工作的科普文章，亦可谓报告文学作品，其中两篇是分量很重的 ——《蝶缘弥聚俯旋来》和《天宇洞开满楼风》。我立时为文中那种精深的涵蕴和气势纵横的行文所吸引。尽管文中所涉及的科技专业知识不是我这个外行人士所能尽晓其是的，但如从报告文学本身审度，立可觉出此二文非根底深厚的方家驭手不能为之。难得的是：作者十分自如地将事、义、理、情等在一般人看来难以协调的多种因素融为一体，使外行人读之亦不觉枯燥、反觉新奇耐品，这实在称得上是一种不可等闲视之的现象了。
以下我不由得要谈谈晓敏先生在诗词方面的不俗造诣。也巧了，就在这篇《天宇洞开满楼风》雄文的后面，有一段“补记”，其中有一首晓敏先生的七律，乃为感恩上面提到的“阿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晓敏先生的指导者和合作者）而赋，最后的结句堪称神来之笔——
凝神静忆阿翁事，
每到天高总是秋。
此诗句妙在意境开阔，出语自然，且又合于格律，毫无生拗之感。当不难看出诗人之天资，之底蕴，之志在高格，非一般爱好者可比。
由此使我联想到当今许多从不同岗位退下来的同志，或爱好丹青，或运笔于诗文，而比例最大者恐为倾情于旧体诗词的那个情势最“火”的群落。故而有好事者以“老干老军体”喻之，这自然多是带着善意的谐语，也折射出了一种值得嘉许的文化现象。但从另一方面讲，在众多的此类热心于诗词的写作者中，确有绝非个别的尚处于习作阶段的爱好者，其作品主要的不足之处表现在诗意比较浅露，可能很通顺却欠含蓄;尤其是在旧体诗词格律的起码要求上不够讲究。当然，在这类诗词作品中，作者为免人苛求，先冠以“现代格律诗”的称号，意即在格律上不必挑剔，甚至在韵脚上亦不必挑剔。对此，我虽然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各人按自身具体情况从事写作未为不可，但如就诗词应有的艺术品位而言，既然并未脱离旧体诗词的范畴，还是以“取法乎上”、从严要求为宜。
有鉴于此，当我读了晓敏先生的若干诗词作品之后，便禁不住由衷赏赞：即便将其放在当今诗词写作者阵列中进行观照，他都无愧为一位佼佼者。因此，对于众多爱好诗词的写作者来说，晓敏先生之作应是理所当然的楷模。个中道理其实很简单：他追求的是高度和品位，无论是从诗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来看都是如此。
晓敏先生曾写过一首仄韵五言绝句《京华即景》，诗云：
“鸽飞动魄蓝/云卧惊心白/大美出长空/举城皆仰拍”。
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诗充满动感：“鸽飞”“云卧”（静中有动）“动魄”“惊心”“出长空”“皆仰拍”…… 自古至今诗家多有体验：静态之下意境创造固然非易，动态中又能保持情境盎然尤难。而此诗则藉上述文字上的动感异常灵动地再现了是日所见那种久违了的“长空”“大美”，可谓景娴意动、妙笔生花;同时也真切地反映出诗人浪漫、激越的情怀和强劲、澎湃的生命力。概言之，此诗既寓匠心，又是天成。
晓敏先生近期还急就了一首五言律诗《偕光量子友人謁滁州醉翁亭并琅琊寺》。该诗是一首结构谨严、情致浓郁的力作。首起二句“为问醉翁意/虔虔踏野芳”即将古今拉近，情境自然，叠字“虔虔”用得典雅而诚挚，且音韵极其和谐悦耳。中间的两联“弥荫张木秀/引颈谒天廊/梦起琅琊寺/国腾量子光”，对仗工整，融天地古今于一体，内涵厚重，读来雍容有气度。结尾之二句“容当醒逻辑/亭老正苍黄”平正自如，余味浓郁。
如果再联系到前述之七律，综合看来，他于五言、七言和平韵、仄韵之律诗及绝句等诸种体例的诗词都是驾轻就熟、相当在行的。
另外，晓敏先生不唯在驾驭旧体诗词的创作方面做出了表率，而且在诗词理论上也颇有研究，并且切入很深。我在初读了他有关诗词律理的两篇重头文章（即《孤平拗救中的弱救、虚救现象及复式拗救的律理诠释》和《准格律诗词：概念与规范》）之后不禁惊喜莫名。因为，何以一位主业并非诗词研究，甚至并不属于文科领域的学者能够写出如此专业、如此精深、如此具象的诗词律理鸿文？答案只能是天赋之悟性加琢研之用心。显然，可以肯定地说，尽管作者学的是科技专业，但自幼必是一个古典诗词的酷爱者，在诗词格律上也必曾下过不小的功夫，而且长期以来一定是在这方面锲而不舍地钻研着。唯如是，其律理研究成果才能达到如此非同俗常的层面。譬如，他在《准格律诗词：概念与规范》一文中开篇即说“诗词有大美，但美中有不足”，一下子就切中了事物的本质。其实何止诗词，世上许许多多的事物，大都被前人赋予了某种定论，以至于许多人只知循规而行;然而，倘若能在实践过程中对其细隐处更深入地进行探索或更为辩证地加以考究，往往会发现，那些定论原来还是有其或大或小的局限与瑕疵的，只不过先前人们对此一直熟视无睹罢了。在这方面，最需要的当然是智者之悟、勤者之思了。晓敏先生便是以极其锐敏的感觉、严谨辩证的态度来感知、来玩味他所酷爱并崇尚的诗词艺术的全部。他一方面主张“无格律则不成格律诗词;换言之，就体裁特征而言，格律乃格律诗词之生命”。但另一方面，他又辩证地认为：“凡事不可绝对化。能严格地合乎格律固然好，但若过度强调格律的完美性，僵化地、丝毫不容变通地固守格律，乃至不惜因律废义，则无异于作茧自缚，实不可取。极端的格律主义必定会束缚作者的思维，抑制作者的创造力，妨碍艺术形象的塑造、文学意境的描绘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最终必定会损害作品的美学价值、降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我之所以要完整地引述作者的这一大段文字，皆因我本人完全赞同他的这一见解。也就是说遵从格律从基本原则上讲无疑是必要的，却不可绝对化，即不宜因律而害意。古代的经典作家与诗词理论家也从不反对诗词创作中的所谓“拗体”现象，便可引作例证。有时，允许“不安分”的诗词作者适当突破格律的限制，反而有利于其才气的恣肆发挥。晓敏先生在该文中列举了李白、杜甫和毛泽东的作品，令人信服地诠释了以上适当“突破”的现象在彰显诗词大家的气魄和造就作品艺术高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当然，我也从晓敏先生的文章中读出另一方面的含意：对格律的“突破”也是有度的，应该被理解为非如此不可时才“见机行事”。所谓“不安分”不是任意的，而“任意”是正当格律的大敌。无论是“严”，还是“宽”，都是相对于“度”而言的。“度”是智者的理性选择。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晓敏先生没有将他的准格律诗词理论“束之高阁”。从2016年春季至今，以晓敏先生为栏目主持人的《孝义文艺》以及《世界汉诗》《诗与远方》等杂志的准格律诗词栏目共已刊发17期，反响甚好。在此过程中，该理论日臻完善，一个相当完备的宽律规范《胜溪宽律》已然形成。这无疑是一个引导旧体诗词走向更大繁荣的“开先河”之举。
在晓敏先生诗词律理研究的总体架构内，上述准格律诗词理论解决了实际创作过程中守律“宽严适度”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接地气”的理论;而比这一理论更为基础的是晓敏先生称之为“科学诗律学”的理论。该理论由一系列的概念、定义、定理、推论等组成，系统地回答了迄今未见有人回答过的诗律体系的“所以然”问题，使得诗词理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这无疑标志着诗词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颇有点“阳春白雪”的味道。不过，该理论既是上述准格律诗词理论的基础，也在“然”的层面上澄清了诗界若干争论不休或广泛存疑的问题（譬如三仄尾当忌与否、律绝入韵首句中倒数第三字何故可以拗而不救等），同时还为今后诗词格律可能的变革提供了理性基石，因而也与实际诗词创作密切相关。基于如此深厚的律理研究积淀，他为北邮学生开出了《诗律与诗美》课程。此外，晓敏先生在诗词理论方面还有第三个贡献，即通过发展和运用音韵学基本原理提出了可为《中华新韵（十四韵）》所兼容的、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新韵韵系（十七韵）》。统观这一切，实无法不让人啧啧称奇！
最后，晓敏先生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跨界”，如此惬意地“多栖”，如此长于科技、人文与艺术等“多重”领域的融合和互补，而极大地避免了它们之间抵触与相斥的因素，可能是因为他高屋建瓴的统摄之力，可能是因为潜藏在各种学问高精尖内核中的某种共通性给了他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启悟，从而致使冰河消融而八面全开。我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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