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

　　诗歌和自我

　　诗人就是当下、“大众”的敌人。

　　诗人首先要做自己的敌人：如果不能抛弃自己，只能沦落而泯然众人矣。

　　抛弃即重生。诗歌毋宁说是诗人自祭的哀歌。

　　诗歌和自我

　　诗歌是“天”启的。诗歌之伟大不在于她是最高语言或最崇高的审美感受，而在于她提醒我们如何面对自我——或者说，诗歌即自我，即存在。我的意思是，诗歌牵引着我们不断回归本我，通过观照“我”之本然，证明人的存在首先归属于“我”，然后才臣服于抽象的外部法则。当我说诗歌即自我、即生存时，意味着人建立在孤独的自我感受之上——内在体验才是人的根本。我不承认这是唯心主义的立场。相反，我坚持认为这是神圣的完整自我和超验的自由个我相统一的立场，这一统一，表明人是超越主客二分的主体。毫无疑问，诗歌作为即时的思维、情感，其最大功用是将人送回自己身上，让他成为自己——一旦诗歌让人体验到了自己，自我就有了建立的可能。

　　我想，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悲观：我们渴望着美好生活，却时时陷入人的泥淖和丑陋中;我们眼中的远方和诗歌，无法遮蔽现实（甚至诗人）的灰暗和无情。当我们面对这些，还会认为这是启蒙过的人吗？这是理性主义的人吗？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是，又不是。必须指出，即便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人，也会将人绝对化、抽象化——那些试图灭绝种族或对否定意见采取决绝态度/措施的人，难道体验不到自己的存在？错了，他们恰恰是最精致的自我主义者。显然，我们可以说，对自我的发现/建立，还天然地包括对他者存在的允诺。这个意义上，自我是绝对的我，却不是唯一的我，如果把自我当作唯一的神，我即不存在了——孤立的我毫无疑问是动物的、隔绝的，与这个世界水火不容的。

　　诗歌一直对人的异化保持警惕，尽管她自己也时时刻刻面临着异化。通常而言，我们认为自我的建立是在同客体的对峙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自我建立于摆脱一切外在关系之际。然而，鲜有人认识到，当我们同客体对峙时，已经落入外部关系内，沦为被规训过了的徒有其名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在生产着不属于我们的“我们”，而是商品、工具和理性的牺牲物。诗歌提醒我们，人是自觉的，也是包容的，人必须建立在主客体的相互认同而非排斥、吞噬中。这就是说，诗歌让自我发现了存在的奥秘：通过确立内在的我、精神的我，才能将人立起来。这个意义上，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实在物;人是一种劳动，而不是劳动结果;人是一种自在体验，而不是客观经验。

　　诗歌之所以能建立自我，源于她挖掘出了人格的丰富性和完满性——诗歌作为一种精神、行动而非文体确立了内在个我，亦即通过找寻客观之人的内在性指定了他是“那个人”。要注意的是，这个内在性虽是本质的，却不是排他的，而是存在于或者本然于主客体间、物内外里和时空之中，亦即人是一种规律和关联，他不能脱离自然而自行确认自己。诗歌探讨的恰恰是这种规律和关联——一切外部关系都无法显示内在，无法显示生命的本源，虽然这些都要在关系中确立，但人的向内寻找（内向挖掘）是自觉的、积极的、纯粹的，而不是服膺于某种意欲的：建立自己，正是去意欲的过程。当然，这一意欲是完全的本能，而非合理的存在。

　　诗歌能做到将“我”指定/还原为“那个人”，并非身份上的——在身份上，我们都已隶属于现代或当下，这是比机构还要庞大而莫名的东西，我们被剥夺了自然而然的人格，甚至被规定唯有张大私欲/私欲才能找到自我。这里要说明，对“我”的指定是内在精神上的。通常我们将人数众多的、指标意义上的他者视为乌合之众，恰恰是这些若有若无的“大众”统治着我们。诗歌是大众的反叛或反拨，她公布着诗人的秘密，并将内在个我袒露出来，成为一个实在的超越。这个意义上，诗人就是当下、“大众”的敌人。当然，诗人首先要做的是自己的敌人，如果他不能抛弃自己，只能沦落而泯然众人矣。抛弃即重生。这里，诗歌毋宁说是诗人自祭的哀歌。

　　作为自我的认定方式，诗歌其实是一种抗议，尽管有时候毫无用处，但她至少在表明，“我”不是抽象的大众，也不是模糊的平等，更不是约化的自由，而是十分完满的有生命力表现的人。毫无疑问，诗歌更多时候体现出恐惧、焦虑和绝望，甚至表现出无名的虚无，一种失去希望的、吞噬全部精神的对个我的占据——必须指出，这不是诗歌自身造成的，而是社会被制度化以后留给人们的后遗症。当然，诗歌中的“病”更多的是立场、态度，对毁灭的纯粹驳斥——人所失去的自我反省的自觉性在诗歌这里萌芽了。假如没有诗歌，人还会剩余什么呢？毕竟，这是我们赖以认识自我存在的透視镜。

　　但是，我们的危险在于，诗歌和她的出发者都会陷入固定的框框中。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神经健全，意识清醒，不过对自己是人和实在，特别是作为人的责任上，一无所知。我们只沉浸于眼前的事物和法则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人虚无，诗歌也虚无，诗歌不是表现出痛感，而是跟随人本身平庸地即在着，完全失去自我超越的能力，似乎当前之触感即是生命本身，即是永恒。这种情况下，诗歌需要扔掉那些对经验的、现象的实存的追逐，是本体世界而不是经验世界规定了何者为人/诗。事实上，我尚找不出诗歌突破自身困境的理由，因为我们虽然生活在悲剧之中，却认识不到这种悲剧体验是一种新的开始。

　　尽管如此，我还是将诗歌当作本体世界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当作人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一种最为彻底的方式。因为唯有诗歌才能提醒我们，人自身即存有无限超越、无限发展的可能——生活让“我”成为囚徒，诗歌让“我”重获自由。这个意义上，当诗歌被吟咏而出之际，实际上是新的个人主义诞生之时。

　　诗歌和理智

　　诗歌对“立人”之关键之所以重大，不在于社会日常中理智缺位，而在于感性缺位。

　　感性在创造诗歌的同时，创造着我们人类自身。

　　立人是诗歌的出发点，也是归宿——这是诗歌内设的唯一目的。亦即，诗歌是人获得新的“上帝”的一种途径。必须指出，诗歌作为即时的思维、情感，是感性的;但肉体化的诗歌，则是理智的——文字是文明的、理智的最高形式，思维落实到文字上，意味着获得了价值性约束。当诗歌和人等同起来，表明人从自然状态脱离出来，从即物直观摆脱出来。不管这种脱离、摆脱会不会将人引向另外一种“状态”，诗歌绝不是人的纯粹性的体现，乃不争的事实。这种说法是否会推翻如下一个既定结论，即意力是世界之本体，人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这确实是个问题。

　　切实地看，诗歌中包含了对乌托邦的设想和对意识形态的投入，不管乌托邦、意识形态是人、物还是道、器。这个意义上，诗歌是理想的概念化事物。但不论如何解说，诗歌到底被感性统领还是被理智支配，都需要辨析明白。否则，无法确定人与神的关系、责任和各自的归属。若诗歌是感性的，则否定了神、规律的存在;若诗歌是理智的，人的罪恶就不需要自己负责——天、规律就是恶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将诗歌理解为一种感性的理智化和理智的感性化的集束，二者互立互破，表现为人的社会性实践。也就是说，诗歌一则是生命精神，一则是道德实践，是人对自身状态合理引导下的自由判断和选择：一个粗俗的譬如是，假定我丢失了一只鸡，诗歌是批评、批判，而不是悍妇式的骂街。

　　这就是说，人可以假定为抒情的或叙事的，但诗歌绝不只是激情或情绪，诗歌中有一种文化、艺术甚至社会自觉，这种自觉不会抛弃思维的激荡，但也不会被其湮灭——惟热血或惟科学都会导致诗歌包括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不过，必须指出，对感情和理智的强调并非天然导出二元对立，而是说，二者可以相互涵盖，而不是机械化地以一方判断另一方。实际上，当我们在争论诗歌是感性的还是理智的之时，并不清楚自己意欲何为。因为他们之中的任意一方，对于人这个具体的实在而言，都不具有本体价值。也就是说，人的本体价值内在于本能，又外显于道德，唯有二者统一，才会造成人的伟大。

　　但是，二者之统一或互为并不是说彼此生成。必须指出，感性和理智的矛盾中，感性是本源的、第一位的。诗歌虽然经由理智而为艺术反应，但人根本是感性的，是本能的仆从，而理智是感性的产物，即内在于本能之中——本能并不意味着人完全受欲望统治，欲望只会撕碎人，而不会立人，本能还存在建设性之一面，它规定人必须服从于存在这个最高价值。存在意味着人的本能中有克制自己的本能。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感性与理智的关系，当理智表现为单纯的理性主义，将人当作理性的奴隶，感性则从欲望即人的本真状态出发唤醒内在个我的存在。当感性表现为纯粹的动物主义，让人性陷入真空之中，理智则将人引导回存在的既定秩序轨道。

　　当辩明了感性、理智之关系，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说，诗歌是一种深邃的自我和本能，一种对自我否定之否定的创造。就此而言，诗歌之所谓立人，不过是将蒙垢的内在个我发掘出来。而通常讲的实践理性，不过是听从主体需要的具体活动，而非超验的形上存在——亦即理智固然具有能动性，但它是被支配的，它除了根据感性的需要提供逻辑服务，不再具有其他价值。由此可见，诗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其在对生活的反射中创造着普遍价值，一个真正的诗人、一首真正的诗歌都被充实了感性的理智，当我们说诗歌是乌托邦、意识形态时，不过在寻找我们自身——一个有待培育主体精神的躯壳。

　　在这个论域中，肉体化的诗歌实际上是即时思维情感的理智性符号。当然，我们可以说诗歌是感性的，感性是她的内在、外在和全部，但诗歌绝不只是内在个我的瞬间状态，而是超越个人的、以具象为出发点的抽象思维。人就是在具象和抽象的冲突和激发中提炼出来的，诗歌在表现纯粹的自我。这没有错，但纯粹的自我存在于普遍的人类情感中，当我们咏叹，其实是发出一种带有共鸣之音的回声。也就是说，诗歌写作是诗人的认知活动的外在体现，而认知则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体的过程：所谓的内在个我逻辑上是经验的产物，诗歌则由自由意志（内设道德实践）指引自己的发生。

　　人是灵肉一体的。当我们谈及自由意志时，实际上是说人虽然还是自然状态的人，但它具备着理智化的可能。否则，将完全臣服于动物性。不过，必须尊重生命本能并将其落实到人性、人格中，若缺少这个前提去提理智，将扼杀人之为人亦即人的天性。这里，我更倾向于将感性视为人建立自己的最大驱动力——这是人的生命之所在。假若失去了感性，人将会失去作为自己的需要，而诗歌则和皮毛一般，则是可有可无的呻吟或装饰。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张扬理智或道德实践时，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前提，感性永远不会衰退或削减，其遭受的压制愈大，自塑性越强——它一直支配着人的一切构建性行动。

　　追根究底，诗歌对“立人”之关键之所以重大，不在于社会日常中理智缺位，而在于感性缺位。感性在创造诗歌的同时，创造着我们人类自身。企圖抹杀感性的意义，无疑也在抹杀理智——理智是什么？是最大的感性，最强的欲望。当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追溯出人的起点，并完成他的创造，一种生命自我的道德实践。

　　诗歌和虚构

　　虚构是关于事物之存在的反映。任何一种讲述都是存在的而非编造的。

　　虚构是事物本真的象征或重现。逻辑上存在比真实更符合事实。

　　当我们在诗歌中分辨不出谁是谁的对象和影子时，伟大的虚构才算完成。

　　整个世界都是虚构的，即世界是由人类的想象安排出来的，一旦离开想象，我们赖以生存的万事万物都面临崩塌，除非借助另外一种虚构进行重建——遗憾的是，虚构只有一种。诗歌在本源上是叙事而非抒情的，她是有关世界存在的一种自足性话语，当诗歌试图讲述、完成自身时，虚构就随之而来。这个意义上，诗歌即虚构，一种关于倾向、立场的建立和输出——此过程中，将进行种种符码的编译。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一个基本观点，虚构是关于事物之存在的反映，它要表明的是，任何一种讲述都是存在的而非编造的。也就是说，虚构是事物本真的象征或重现。不过，存在和真实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比如，你可以假定龙是存在的，但它却不是真实的，但是就世界之生成及其意义而言，逻辑上存在比真实更符合事实。

　　“真实”意味着眼前之物，而存在则是一种规律、气或者说我们对事物抽象的、整体的认知和把握。在诗歌中，真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表现为存在，她才会和人这种最高的精神实体结合起来。虚构意味着什么呢？它至少表明，诗歌在讲述一个事件、构建一个图景时，这个事件、图景以内在个我的体验、经验为蓝本，却并不是直接投影，而是经由语言的加工进入读者精神世界——虚构意味着诗歌内置了主观真实的想象和看法。

　　我相信一个读者在面对一首诗歌时，他首先关注的并不是诗人的想法——而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不会把读者当作隐私的窥探者——相反，他不过是想寻找自己的影子或个我问题在他者那里的回应，亦即通过诗歌这个载体，获得对个体的认知和被解释——即便一个小小的感动或共鸣，都是对自我的一次全新体验和进入。

　　通常而言，一首好的诗歌从来都不会引起人们有关真伪的怀疑，宣称诗中之这个是不存在的，即其中之描述并不是来自于现实的生活，也与我无关。相反，其提供的不同时空、情境恰恰能够有效地击中我。对读者而言，诗歌描述的虽非身受，却是感同，她能够很好地让读者切入自属的心理空间。我个人的意见是，虚构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则诗人借助虚构的东西表达自己，一则诗歌对读者而言是另在、虚构的（诗歌并非读者切身之经验）。这样一来，虚构的意义在于，读者通过虚构获得了共鸣性体验，这种体验可以让他更好地发现个我的内在尤其是此在。甚至可以这样说，虚构是关于“我”的存在的逻辑指证。当我们被一首诗歌打动，只能说其中之存在让陌生、隔绝甚至并不同在的我们建立了“是”的联系。

　　一个疑问是，虚构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存在，或者说诗歌为什么會借助虚构来表达自己。我的解答很简单，虚构比真实更接近于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真实固然是生活日常，但它时时刻刻发生着，并不能确定人之为人的本性，唯有虚构能够将存在作为通感之体验提炼出来，在内在个我和他者之间标志出个性的共识、共在——显然，虚构通过具体而抽象的讲述，引起了读者关于“我”的主动想象，或唤醒了某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最能反映人的此在和打动人即在的，就是虚构。如果说诗歌还有可用的表达技艺，无非是如何通过虚构营造丰盈的代入感。

　　虚构的真实虽然并不是即在的“真”，却是本然的“实”。有意思的是，阅读过程中，很少有人反感或抗拒虚构——恰恰相反，虚构被认为是一种动人而高超的技艺，根源就在于，这些虚构之物就存在于我们唯一真实的现实世界或我们内心中。也就是说，诗歌创作的目的并不是记录，而是表达，表达必须将体验抽象为经验才能落实到精神深处。毫无疑问，诗歌中的事物是虚构的，但却是抽象的实体，其产生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和自我之实存的理解把握上。亦即，当一个虚构的事物进入诗歌时，便成为承载着存在和客观的精神之物。而且，它还附加了我们潜在的有时无法说出的主观意识。

　　虚构背后隐藏着一套真实不虚的叙事、情感逻辑，这就是说，虚构不过是一种必要的、以之表达我们客观存在的修辞手法，但真实永远是生活的底色，你无法想象人类存在于无稽不实之中——我们并不是凭空臆造或凭空抓取生活的人。这么说来，诗歌中的事件、情绪在源点上必须是真实的。否则，即是我们对自身的否定和遗弃。诗歌优劣的鉴定标准是能否以虚构的事物表达真实的存在，假若硬生生虚构生活特别是即时情境，只能称之为伪叙事、抒情——这种堆砌语词的无病呻吟之作，如今大行其道，比比皆是，行之者不以为非，反以诗人自居。

　　虚构是一种广义的自我命名或自我认证行为，它代表着定性而非断语。当一个虚构的事物产生时，无论正经还是荒诞，都意味着在现实中有必然的存在或对应物。虚构更倾向于一种认识论而非方法论，而它自身也通过虚与实的对立递进出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当我们在诗歌中分辨不出谁是谁的对象和影子时，伟大的虚构才算完成。

　　如果我们虚构，一定是为了更好、更完整地表达、认识自己——而真实，并不足以代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