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竹，安徽怀宁人，供职于媒体。80年代起步于校园诗歌。出版诗集《九十年代实验室》、散文集《我需要痛》、长篇小说《黑影》、学术论文集《自由游戏的时代》等各类著作21部。“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风云人物”之一（姜红伟）。1997年6月11日中直三家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方文竹作品暨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研讨会”。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2005——2006），中国·散文诗大奖（2011），“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等。作品入选英汉对照版《中国新诗300首》《百年诗经》《世界诗歌年鉴2013》《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等。少数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史诗性长诗就像一艘巨船，将一切都装进去。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史诗的创作是一场冒险：“货物”少了，成就不了一次满意的旅行;超负荷则易于造成船体沉没。只有通盘运筹，战略战术并用，大事细做，具体而微，才会称得上满载而归。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正体现出如此卓越的功夫。这艘诗歌之船不仅没有消沉，而是扬帆远行，旌旗飘荡，蔚然大观。诸多名家对其高论甚多，颇领教益，本人意在绕道而行，另谋他途，避免面面俱到、步人后尘，而有意挂一漏万、撷取几个感受较深的方面求教于大家。

　　索隐

　　我不认识作者。初读《沉船》，除了知道作者名，仅是白纸黑字。这样当然也能解读一首诗，但是对于一部史诗来说，则远远不够，必要的背景信息会挥发出诗意的深度和广度。黑暗中的景象比明眼看得出来的景象更精彩，没有说出的部分远远优于说出的部分。一首优秀的诗不仅由说出的部分组成，更多的由未说出的部分暗示出来。牵扯、共生与烘托，在明暗、有无、前后的闪烁之间，史诗的神秘性资质不断地处于敞开之中。

　　写作时间为作品的内容增强了力度和厚度。《沉船》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人文精神跌落、商业气息弥漫的特殊时期。无疑，《沉船》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发出了异端的声音，是一部时代的控诉书、启示录，同时也是一部个人的心灵史。由此可窥其思想和藝术的更为不易。

　　诗人的出身。诗人的祖籍青海循化，民族为撒拉族，处于青藏高原东部，人口虽稀少，多种语言却意即“战斗”“武装”“征服”等，与全诗所表达的气息颇为合拍。这是一种原本、现成的诗性。遵循着诗人的民族出身，让一艘“沉船”从制造、试水到远航、沉没等找到了落脚之处。当然，民族性并未限制诗歌意义的增殖反而扩大至人类普遍性。这里应验了歌德的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作为少数民族，诗人上学的专业为英语、汉语，大大加强了跨进中国经验和世界视野的门槛。又担任某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的气势和中国画的写意画面渗透于“沉船”的全过程。他执掌的《大昆仑》杂志可谓聚集了当代顶级名家，使其创作的起点、立足、眼光、要求高远。还有其它许多，笔者正在索取之中。

　　“沉船”：史诗启动的按钮

　　长诗难写是诗人们的共识，她是对诗人的全部积累和思想艺术水平的终考。而史诗性长诗的写作则是难上加难，稍有不慎，便易流于大而空，堆砌而浮泛，漂浮而散漫，大有铺摛异体、无从下手之虞。我认为最麻烦的在于结构形式，这里结构形式直接建构着内容本身。因此不少诗人为此伤透了脑筋。带来“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往事”，阿尔丁夫·翼人选择“沉船”作为题名和史诗之“元”，亦即中心线索，自然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总体象征并被诗人赋予了生命，带动和包容众多主题词的感性激活，统领所要表达的材料，使诗性柔软、散开、铺展。问题是，紧扣“沉船”实属不易，稍加松手，整部作品会是一盘散沙，如何进行内在的勾连却是成败之关键。为此，诗人采取辐射法，由“沉船”衍生出河流、河岸、观望、大地，等等，在大地与天空之间腾挪，从而化解了一般史诗的硬块，而显得诗意浓郁且脉络清晰。

　　“沉船”无疑是一个民族——撒拉族的孕育、诞生、成长、苦难、搏斗与迷茫的隐喻。它构成了民族的精神母体与象征，托象引义的线索。

　　“沉船”于是成为史诗“原道”之见证，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囊括能力：

　　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

　　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

　　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

　　此刻 ?流动的香云

　　滑过天顶 ?流向岸边

　　苍茫的上空

　　这样，“沉船”统领了全诗的总命脉，成为全诗的按钮、总开关，像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长蛇布阵、通变无方，虑密连骨，万取一收。全诗皆“沉船”的变异、衍展、放大与暗含。放得开又收得回，不弥散，不凝固。无关而有关，没有游离于外的散片和多余枝丫，距离较远的“有关”反而给作品增添了诗性张力。经历无数挣扎，请看全诗结尾：

　　湿润的眼睛早已化作蒙昧的花园

　　在期待和迷恋中 ?返回

　　幽幽的灵魂深处——

　　叩伏于母亲的营地

　　在旭光中向内陆挺进

　　这分明是“沉船”精神的再现与复活。既曰“沉船”，就是一个具象，或美学事件，是一个诗性化的总体象征和民族寓言，形成意义的生值与增殖。内容又回归于形式，或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形成圆环式的自足体系。是一首地地道道的诗！

　　题旨

　　史诗即大诗，包容一切，天地神人共驻一体。与此相应，《沉船》的容量大得惊人，但并非没有基干和脉络，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人类基本问题：时间。历史。家园。宗教。生命。爱情。英雄。永恒。生死。苦难。幸福。真理。灵魂。尊严。彼岸。超验。……真的是应有尽有，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次主题 ：罪恶。泪水。黑夜。太阳。土地。运动。变化。悲壮。热血。情绪。孤独。……一切最终归结于人。《沉船》就是诗性化的一部哲学人类学词典。其内容是异常丰富的。

　　史诗意义求索的全部内容可以抽象出“词”，就像维特根斯坦言：哲学即解词。同理，史诗性作品不得不钉牢几个关键词进行诗性打磨。不仅如此，还应有地域和诗风意向等的不同表现，尤其是中西文化的遥隔与勾环，《沉船》作者正是如此更进一步，偏向异境求索：

　　哦，乔吉娃 ?亚当罪恶的化身

　　哦，玛斯木 ?夏娃母性的火种

　　世界本一。达于原（源）始性的寻求，意在拯救存在的遗忘状态。史诗之史，达于人类的普遍性。

　　各个题旨之间并非水火不容或各走一边，而是相互映射、蝉联一体。这一切皆与“沉船”相关。“沉船”正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聚拢”，是收归、放开、敞开、召唤、互孕。

　　化解大词的功夫

　　对于这样一部异常厚重的民族史诗，由于浸透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一些大词的运用必不可免，但是稍有不慎或艺术表现火候欠佳，会造成诗性的梗阻和主体意念的爆胎而显得空乏。很多作者为此伤透了脑筋，甚至为此不敢涉足长诗。知难而进的《沉船》作者如何面对这一写作上的拦路石？我认为，诗人在化解大词方面显示出点石成金的功夫。

　　大词在诗性叙述中变成诗性元素。全诗始终站着一个“我”——第一人称的抒情主人公，甚至直接充当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但我们触摸到他的肉体，他语气急促，抑扬顿挫，始终有一种引吭高歌式的激情，通过这个视角，一切大词皆为强烈的个人气息所过滤、熏染，抽象的概念化为可感的“材料”，冰冷的大词进入叙述的热度熔炉，道存目击，道成肉身。通过燃烧式的理性化约，诗性之石纷纷粉碎，转为七彩的云霓。

　　大题小做。大词与大词的碰撞、相嵌，需要细心呵护、化隔为缘，这是一种聂鲁达式的抽象与具象的联姻：

　　熄灭世界的晚景

　　使那些大地的情人

　　丢下思想的山脉

　　开始转向现实汹涌的河岸

　　化生命为流浪的歌谣”

　　总体诗境的营造。“沉船”是一个喻体。读过《沉船》，我有一种气息贯注的感觉，这缘于诗人异常强大的气场，在不动声色中运用语调和语态的高超技巧，以至于看不出半点“技巧”的痕迹。从而，什么大词的大量运用造成诗艺的走钢丝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其实，气息是神为诗人代言的表现。从这方面看，诗人的工作不是创造，而是发现。

　　互文

　　《沉船》与作者的其它长诗《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耶路撒冷》《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遥望：盛秋的麦穗》《我的青铜塑像》《神秘的光环》《光影：金鸡的肉冠》《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被神祇放逐的誓文》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照应的文本效应，显示出一个诗人的总体实力和“解释学循环”。这种互文式的写作，不仅增加了长诗的容量，开拓了新境，而且体现出个性化风格。由此诗人的全部写作不是孤立的，则是相互启发、纠偏、补缺、增量、增殖，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的目标皆指向一種至境甚至一个主题、一个词。哲学家柏格森说，很多哲人终其一生只为追究一个词。同样，伟大的诗人一生只写一首诗。

　　作品还在题词中引用了墨西哥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句，如此致敬不仅仅是一种写法问题，而是引导向异域延伸，增加一首诗的背景，化无为有。既遥远又亲近，对于一张“脸”的寻找，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是对于神秘的沉迷与玩味。这让我想到：大诗人皆半神状态，天亮时说出他的预言。我还看到，由于充当了预言家和先知，诗人对于现代性的寻求与呼吁，大大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而在当代中国诗坛，似乎这一切都遭到了指责和解构，但是，《沉船》作者恢复了诗人的神圣使命，坚守诗人的责任，恢复“当代史诗”的名誉，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深思“诗人何为”这个老问题。

　　海德格尔通过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提出，诗人乃“半神”，即：非人非神，亦神亦人。我的意思是：“半神”乃“神”与“人”的“中介”，向“人”传达“神”的信息，贯彻“神”的意旨，天空和大地于是一片光辉。问题在于，芸芸众生中为何独独选择诗人承担此项使命？无疑，诗人是几率极低受到神青睐的人，其特殊的秉赋和天职由此彰显。而阿尔丁夫·翼人正是这样的诗人，他让命运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