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需要的不只是今天的赞美，他仍然是一个被各种误解包围的诗人。
——题记
每当那些日常并不读诗的人突然神秘兮兮地问我关于海子的死、关于某某著名诗人自杀的时候，我在沉默的时候甚至感到了无名的愤怒和恶心，尽管他们此刻并无恶意而只是无知和好奇。
海子去世已经三十一年了，关于海子的各种诗选以及评论文章已多如牛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海子仍然是一个被误解的诗人。
应诗人卧夫（1964～2014）的邀请，我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准备镌刻在一块巨大的青海石上——
海子以高贵的头颅撞响了世纪末的竖琴，他以彗星般灼灼燃烧的生命行迹和伟大的诗歌升阶书凝塑了磅礴的精神高原。他以赤子的情怀、天才的语言、唯一的抒情方式以及浪漫而忧伤的情感履历完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农耕时代理想主义者天鹅般的绝唱。他的青春，他的远游，他的受难，他诗神的朝圣之旅一起点亮了璀璨的星群和灵魂的灯盏。海子属于人类，他钟情远方，但海子只属于唯一的德令哈。自此的夜夜，德令哈是诗神眷顾的栖居之所，是安放诗人灵魂的再生之地！
1
就像大众和读者仍津津乐道于海子的爱情和死亡一样，却很少有人有耐心地在看似透明、干净、温暖和明快诗行中发现真正的秘密，它们关乎孤独、死亡、分裂和痛苦。我们终有一天会发现，海子是一个时时心怀远方的诗人，也是最终拒绝了“远方”和“尘世幸福”的孤绝诗人。
每年的3月26日，诗歌界都像迎接盛大节日一样谈论这一个诗人的死亡，必然会有各路诗人和爱好者以及媒体赶赴高河查湾的一个墓地朗诵拜祭。对于海子这样一个经典化和神化的诗人，似乎海子的一切已经“盖棺定论”。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齐声朗诵中海子似乎就是“远方”“诗意”“梦想”的代名词。
当诗歌和诗人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这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
当诗歌和诗人已经完全不被时代和时人提及甚至被否弃，这个时代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这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海子身上。
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是海子的死亡和他的情感生活，海子一生的悲剧性和传奇性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流行的噱头。在公众和好事之徒那里海子的诗歌写作成就倒退居其次。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海子的死可能更显得重要，因为这能够满足他们廉价的新奇感、刺激心理和窥视欲。甚至当我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在坊间的酒桌上和学院的会议上大谈特谈海子死亡的时候，我们已经忽视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海子。
海子死亡之后，海子诗歌迅速的经典化过程是令人瞠目的，甚至这种过程的迅捷和影响还没有其他任何诗人能够与之比肩。甚至各种楼盘广告已经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变得如此烂俗，利益驱动和物欲渴求则一次次给人们打满了鸡血。
海子定格在1989年，定格在25岁。这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诗人。
每当人们（也包括我自己）像热恋似的捧着手机，两眼深情、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忙着刷屏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几年前的一个手机广告。该广告引用了诗人惠特曼的诗句：“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仍在继续 / 而你可以奉献一段诗篇。”而我更为关注的是这款手机广告中删掉的惠特曼同一首诗中更重要和关键的诗句，“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 / 繁华的城市却充斥着愚昧”。
是什么在感动着我们？是诗歌吗？
想起多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讲完诗歌课从教室出来的时候，一个女生跑出来追上我。她因为我讲到诗人的命运而在流泪。站在楼道里我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在她低声的嗫嚅中我终于听清楚了她所说的话：作为一个“90后”感觉自己太麻木、太虚弱、太缺少诗歌又太想拥有充满了光芒的生活了！
很多人却奔向了“远方”，在手鼓、劣质围巾、臭豆腐的仿古小镇过上三两日的“诗意生活”。人们在远方和诗歌这里得到片刻的舒缓和慰藉了吗？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这是高晓松词曲、许巍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几句既无奈又煽情的歌词一直在人们耳畔回荡。这是许巍的音乐生涯中破天荒地唱别人的歌。而许巍曾经很多年被抑郁症所困扰，在他的内心里不停地有死亡的声音出现。而他终于在音乐和诗歌那里战胜了另一个“自我”。许巍租住的北京郊区某个果园里，那也是他的音乐工作室。
诗歌，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一种精神生活，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也有例外。有的诗人的诗歌生活与生活方式是大体一致的。这形成了两个结果。
一是这些诗人因此形成了迥于其他诗人的个性，因而成为诗人中的另类或“诗人中的诗人”。
他们的名声和关注度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公众对他们迥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和私人传奇的猎奇。由此，我想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长发披肩、全裸着微胖身体的金斯堡，另一个是晚年的查尔斯·布考斯基在酒吧里仰头干掉一杯啤酒的那一潇洒时刻——名副其实的“酒鬼”生涯。
二是这些诗人因为诗歌世界和现实生活的高度一致而形成了精神洁癖，这使得他们的命运带有极其吊诡的戏剧性以及更多的是因为非正常死亡的“弃世冲动”所带来的公众唏嘘与饭后谈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子。
海子像一团高速燃烧的烈焰，最后也以暴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子曾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海子启示录般的生命照耀，以其一生对诗歌的献身和追附，使他的诗在诗歌世界幽暗的地平线上，为后来者亮起一盏照耀存在，穿越心性的灯光，使得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辽远与壮阔，“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 在光明的景色中”。
2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淚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海子《九月》
海子写作《九月》这首诗的时候是1986年。那时他正渴望着如火如荼的爱情。
当我在2012年7月底从北京赶往德令哈，海子强大的召唤性是不可抗拒的。在赶往德令哈的戈壁上大雨滂沱，满目迷蒙。那些羊群在土窝里瑟瑟避雨。
当巴音河畔海子诗歌纪念馆的油漆尚未干尽的时候，一个生前落寞的诗人死后却有如此多的荣光和追捧者。
翻开各种刊物和网站上关于海子的回忆和评论文章，它们大多是雷同的复制品和拙劣的衍生物。海子研究真正进入了瓶颈期，海子的“刻板印象”已经形成常识。我们面对海子已经形成了一种阅读和评价的惯性机制，几乎当今所有的诗人、批评者和大众读者在面对海子任何一首诗歌的时候都会有意或无意的将之视为完美的诗歌经典范本。这种强大的诗歌光环制造了一次次幻觉，海子的“伟大”成了不言自明的事。
海子是一个被定型和定型化的诗人，是一个“盖棺定论”的诗人。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我们目前所形成的关于海子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仍然需要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因为时至今日海子的诗歌全貌仍然未能显现。我同意西川所说的尽管海子死亡之后中国社会和文坛发生了太多变化，但海子已经不再需要变化了，“他在那里，他在这里，无论他完成与否他都完成了”。
海子作为一个诗人的完整性仍然处于缺失之中。
从1989年到现在的三十一年里，诗人、批评家和读者捧着几本海子的诗集沉浸于悲伤或幸福之中。悲伤的是这个天才诗人彗星般短暂而悲剧性的一生，幸福的是中国诗坛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慧而伟大的“先知”诗人。除了极少数的诗人和批评家委婉地批评海子长诗不足之外，更多的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海子的抒情短诗是中国诗坛的重要的甚至是永远都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替代的收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海子诗集在死后极短时间内面世对于推动海子在中国诗坛的影响和经典化是相当重要的。然而海子的文本存在大量的改动情况，甚至有的诗作的变动是相当惊人的，这无异于“重写”。
我想，海子需要的不只是今天的赞美。
3
1986年，海子在草原的夜晚写下了《九月》。这首诗后来经由民谣歌手周云蓬的传唱而广为人知。可是对于这首背景阔大、内心的苍古悲凉却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呢？
草原上众神死亡而野花盛开，生与死之间，沉寂与生长之间，神性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如此无以陈说的矛盾。接下来那无限被推迟和延宕的“远方”更是强化了整首诗的黑暗基调。而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国诗人不仅再也没有什么神性可言，而且连自然的秘密都很少有能力说出了。这算不算是汉语和人性的双重渊薮呢？
4
海子曾经在80年代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到远方去，到南方去，到海南去。
1988年11月，冬日的昌平已经下过了几场小雪。
骆一禾同妻子一同去看望海子，而海子之前已经是接连4天吃便宜的毫无营养的方便面了。在骆一禾和妻子在昌平海子处住下来的4天时间里，做饭时海子居然连味精都不让放。为了节省每一分钱，海子居然只看过一两次电影。而他却对县城里哪个文印社比较便宜了如指掌。在几千里之外的钟鸣看来，海子处于昌平和北京的“中间”地带，而北京和昌平都不是来自于安徽的诗人海子的最后栖居之所。
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尴尬而寂寞的。缺少应有的交流使海子处于失落和孤寂之中，所以海子也曾设想离开昌平小城到北京市内找一份工作。孤独的海子将自己的理想几乎全部放在诗歌写作上，当他将这种诗歌理想放置在日常的俗世生活甚至时代当中时海子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海子有一次走进昌平的一家小饭馆，他对老板说希望允许当众朗诵自己的诗作，条件是换得一杯啤酒。显然海子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和诗歌价值，但是酒馆老板却恰恰与之相反——老板说“可以给你酒喝但是你不能在这儿朗诵诗歌。”
当海子的诗歌理想就此一次次受挫的时候，加之一些诗人对他长诗写作的批评和不置可否，这对于海子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海子短暂的一生中只留下来三篇日记，分别写于1986年8月、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1月14日。
昌平的海子如此孤独，尽管这种孤独“不可言说”，但是海子还是悲伤莫名地把它写进了那首《在昌平的孤独》诗中：“孤独是一只鱼筐 / 是鱼筐中的泉水 / 放在泉水中 // 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 / 梦见的猎鹿人 / 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 // 以及其他的孤独 / 是柏木之舟中的两个儿子 / 和所有女儿，围着诗经桑麻沅湘木叶 / 在爱情中失败 / 他们是鱼筐中的火苗 / 沉到水底 // 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 / 孤独不可言说。”
海子昌平住处的后面是一片树林，风声和不知名的虫鸟的叫声陪伴了海子的黄昏和夜晚。
当黄昏来临光线渐渐暗淡，这个喧闹的县城已经渐渐平静的时候，海子就会独自在这片树林中徘徊。北方的落日、飞鸟、旷野、远山，还有无止息的风，这一切是给海子带来了安慰和乐趣还是增添了更多的苦恼和落寞？可能也只有海子自己知道，“我常常在黄昏时分，盘桓其中，得到无数昏暗的乐趣，寂寞的乐趣。有一队鸟，在那县城的屋顶上面，被阳光逼近，久久不忍离去。”（海子1986年8月的日记）
是的，海子在这里梦想着村庄、麦地、草原、河流、少女和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世界和“远方”的梦想。从海子短暂一生的地理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他的故乡安庆和寄居地昌平之外，他游走最多的地方是四川、青海和西藏。海子这位南方诗人在北方最终在生活上一无所有，而北方和他的南方故乡一起构成了他诗歌人生的两个起点。
5
海子死后，安庆怀宁高河镇查湾就成了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的一个越来越耀眼的坐标。
位于安徽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的安庆是文化名人辈出之地。
安庆曾经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安徽的省府，而它下属的桐城（现在是县级市）更是让人侧目。张廷玉、刘若宰、徐锡麟、吴越、桐城学派、陈独秀、朱光潜、张恨水以及海子都让安徽南部安庆这个长江边的一个三级城市获得了少有的荣光。由安庆沿江而下可抵达南京和上海，这似乎也印证了这个城市在地里和文化上的某种过渡性和重要性。如果网上搜索安庆，会出现两条与文学相关的信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者海子的故乡。
排除其他的文化因素和一些人的想象成分，海子作为个体的死亡与其他的个体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而年轻生命的消殒给其父母家人留下的是难以弥合的悲痛甚至不解和抱怨。? 查湾的乡人对海子的死更多是不解，他们认为海子年纪轻轻就横死他乡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
海子于1983年毕业后到政法大学校报工作，此时的海子开始与外省诗人联系。海子将自印的诗集和一封信寄给时在重庆西南农业大学任教的柏桦。柏桦随即给海子回信。然而极其遗憾的是海子生前与诗人、朋友及女友、家人的大量通信大体散佚。1989年1月初柏桦出差到北京联系上老木并通过老木结识了骆一禾和西川，唯独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与海子的见面。1989年冬天，柏桦写下纪念海子的诗《麦子：纪念海子》。这一时期海子、骆一禾和西川等人都与南方诗人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诗人万夏曾翻山越岭来昌平看望海子。而海子的四川之行不仅是与万夏、钟鸣、柏桦、欧阳江河、宋渠、宋玮、杨黎、尚仲敏等人的诗歌交流，还有深层的原因就是海子在四川有一位女友A。而据当时海子向宋渠问卦的情况，海子与A的情感肯定是没有结果的。而这次四川之行隐藏了不祥的征兆。当时的青年诗人尚仲敏发表在民刊《非非年鉴》（1988理论卷）上的文章《向自己学习》因为二元对立的意识（比如长诗与短诗、旧事物与新事物、朋友和敌人）而刺痛了海子。
海子1987年的四川之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而通过宋渠、宋炜以及杨黎的零碎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海子对气功的痴迷。他在这里既遇到了谈得来的诗友也遇到了一些人不小的刺痛。欧阳江河、钟鸣等都对海子的抒情短诗予以了高度评价，海子也在钟鸣写于1987年的《红剑儿》中找到了知音。
但是欧阳江河和钟鸣以及其他的四川诗人却对海子《太阳·七部书》里的“土地篇”等长诗抱有不置可否的态度。显然，海子对长诗所投注的热情和努力在南方的潮湿天气中被冷却、降温。海子在这种不无尴尬的氛围中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说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他一个劲喝闷酒。终于吐了一地。主人尽量消除他的尴尬。约好第二天再聊。等第二天，我和江河去找他时，他已不辞而别。海子太纯粹了。难以应付诗歌以外的世俗生活。听说，在‘非非和‘整体主义那里，他的长诗也遭到了批评。”（柏桦《旁观者》）
海子长诗理想的碰壁使他再一次“铩羽而归”，而在海子为数不多的出游中他很多次都是和朋友们不辞而别。这多少说明了海子的个性，也更说明海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不适感以及他过高的诗歌理想和预期。海子的好友骆一禾同样感受到了长诗写作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和难度，“农牧文明，在海王村落我最后的歌声是——当代的恐龙 / 你们正经历着绝代的史诗 / 在每一首旷古的史诗里 / 都有着一次消失或一次新生”。
6
1988年春，海子只身再赴四川。
再次回到昌平的海子感觉此次的四川之行还是无比落寞，尽管他在宋渠、宋炜那里再次感受到了兄弟般的温暖。海子曾经希望自己在1988年完成海南之行，而海子之所以最初选定去海南就是要完成自己诗歌的“太阳”之旅。因为在海子看来海南就是自己长诗所向往境界的一个文化象征，海子希望用自己的鲜血和灵魂投身其中，“在热带的景色里，我想继续完成我那包孕黑暗和光明的太阳。真的以全部的生命之火和青春之火投身于太阳的创造。以全身的血、土与灵魂来创造永恒而又常新的太阳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子。”（1987年11月14日日记）然而，海南并没有给海子以及他的诗歌理想以机会。
海子非正常死亡之后，山海关作为他的死亡之地也获得了罕见的文化象征意义。
骆一禾在1989年4月15日写给万夏的信中反复强调了海子的死在时间（海子生日、复活节）、方位（山海关）以及文学（海子携带的那四本书）上的重大象征性。而在朱大可看来海子的死亡时间以及选择在山海关自杀无疑有着重大的文化地理学意义。这是一种“先知”和“抗争”的死亡，“令人惊讶的是，这消息首先蘊含在海子设定的死亡坐标上，也即蕴含于海子所选择的死亡地点和时间之中。
在多年之后的一列由北京出发经过山海关的火车上，四川诗人杨黎对另外一位青年诗人表达了对海子自杀的猜谜游戏式的解读，“火车正在穿过山海关。我懂了海子他为什么要在山海关自杀？而不是其他地方。比如不是山海关的前面，也不是山海关的后面。那么就前面一点，或者就后面一点点。都不行啊。海子只能在山海关自杀。”（《灿烂》）
在我看来，海子选择在山海关结束一生就是宿命——情感性的宿命。当年他和初恋女友在夏日北戴河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恋爱时光。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这就是海子。
从昌平到山海关，一个诗人之死标志着一个没有“远方”的时代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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