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璀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湖北 潜江433100）

一、前言

湖北作协作家李榕的《深白》（以下简称《深》）2007年发表在《飞天》第十期上，后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三期转载，读罢此作，很自然地想到谌蓉的《人到中年》（以下简称《人》）（1980年发表在《收获》第一期），细读两部作品，一个主题，两种表达，在两部作品的互文性解读中，能有所启示。

二、中年的共同言说

《人》和《深》都是以女性医生为主人公，前者以陆文婷在病床上的回忆，后者以高飞日常的生活轨迹展现了她们人到中年的困境。

（一）如在耳边的断裂声

两部作品中都写到了作为医生的极度疲劳和对于睡眠的极度渴望。陆文婷在一上午做完三个手术赶回家的路上：“可是忽然，她觉得疲劳，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的疲劳，这疲劳从头到脚震动着。”这种疲劳竟使她在与丈夫谈话的过程中睡着了。

　　“高飞从没如此渴望过睡眠！一个晚上经历四次抢救，插氧管、上呼吸机、心肺复苏，面对四次糟糕的结果，纵是钢铁神经也会绷断。”这样的渴睡，使沈心叫了两次她竟然都没醒。

　　医生职业的特点，使她们对睡眠极度渴望，无法满足时，她们都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仿佛时时都能听到断裂的声音。

（二）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频繁转换与冲突

陆文婷的日常生活在医院和家庭中展开，也就是在作为医生的社会角色和作为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之间频繁转换：放下手术刀，拿起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当两种角色必须同时承担时，冲突就来临。在园园生病一节，陆文婷站在医院院子中，不知该往哪里去的迷茫凸显了这种冲突。

　　与陆文婷相比，高飞承担的家庭角色更多，她不仅是妻子、母亲，还是女儿、儿媳。高飞在一夜夜班回家后，却要应付热闹无比的一屋子人，连安然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有失踪多年的父亲找上门来借钱，要求和她同住；婆婆对她生活的指手画脚，丈夫沉默寡言，对她意见的充耳不闻，都让她沉痛无比，在被丈夫“扔”出家门时，她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的两难困境，更让她生出“自己做人很失败”的感慨。

三、沉静与闹热的美学风格

陆文婷的性格内向，酸甜苦辣，埋在心里，不张扬，比如面对孙主任的表扬，焦成思的感谢，她都淡然对之，觉得那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这个形象素来都是从容、沉静的，尤其表现在她处理关系上，能使可能的矛盾冲突在无声中消解，因而形成了全文沉静的美学风格。第一次给焦成思做手术时，气势汹汹造反派冲进手术室，陆文婷端坐在手术凳上，从口罩下吐出几个字：“请你们出去！”，造反派被镇住转身走了；面对秦波各种不友好的盘问，她不顶撞，不怒形于色，只是耐心地回答；面对丈夫、孩子、朋友，她也不善言辞，而是用行动来化解矛盾，傅家杰在感叹自己老了的时候，她只是说：“我，我真不愿意你老……”，却大胆地提议让丈夫搬到研究所去住，安心写论文，弥补丢失的时光，自己承担所有的家务。

　　与此相对，《深》给人的感觉是自始至终的闹热，如文中高飞的感觉：头顶着一锅沸水，争吵不断，一开头写到一晚上病区的警报不断，不停地抢救，病人投诉医院；回到家里满满一屋子人，比抢救室还热闹，接下来与丈夫的吵与打，后因旁观者的加入而升级：声嘶力竭的叫喊，摔东西，被赶出家门；和欧阳婚前婚后争锋从未间断；在病房里因意见分歧和主任吵；沈心和她丈夫，欧阳和黄成无一例外地不是吵就是打，所有人都一触即发，浮躁和自我中心的时代元素在这锅沸水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四、“病人”的隐喻

“疾病便以此组合进‘个人——疾病——社会’这个病理与社会三角形。疾病除了经验以外，伴随它的还有比喻功能，以揭示社会和个人的失灵。”两篇小说的医生主人公都同时又是病人，更能体现出一种隐喻意义。

　　陆文婷由医生变成了病人，疾病将个人与社会置入一种特殊的，亦即不是一般的关系之中，病人在患病时向社会谋取他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社会又反过来解除病人正常情况下所需尽的义务。陆文婷躺在病床上，医院才注意到她家住房的狭小，工资五十六块半，十八年如一日的住院。以秦波为代表的高干给予了承诺：“你想吃什么，做什么，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们帮你解决，不要客气，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也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像陆文婷这样的人才，怎么平时不关心，让她病成这样呢？中年干部，现在是我们的骨干力量，我的同志哟，要珍惜人才呀！”

　　谌蓉以陆文婷的病人身份向社会提出了问题：她怎么会病得这么重？以引起社会的关注，表明了作者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与陆文婷身体上的疾病不同，《深》着重刻画了高飞心理上的疾病，正如文中所言：“也许她的心早已发炎，久病不愈，慢性炎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讲，她的性格乃根源于她创伤性的童年经验会“使心灵遭受非常高度的刺激，以致无法用接受吸纳的方式或调整改变的方式，都不能以常态的方法来适应，结果最后又使心灵的有效能力之分配遭受永恒的混乱……”这说明早年的创伤性经验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高飞的母亲对她期望过高，严厉到了冷酷的地步，自己工作不得志，便强迫高飞学习她充满恐惧的医学专业；自己曾遭丈夫抛弃，便排斥高飞身边的所有男性，甚至灌输给她这样的信念：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使高飞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充满了恐惧，文中提到了好几处：“上大学的时候开新生欢迎晚会，舞曲响起的时候，她惊恐地发现一个男生站在她面前，向她伸出手来邀请她，她吓坏了。尽管母亲并不在身边，她却恐惧得头都没敢抬，对方的一双匡戚的球鞋笔直地停在她面前很久很久，她的头恨不能埋到地底下，莫名地心疼起来。她内心的恐惧感无限放大。”她的前夫欧阳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

　　“孩子的成长是结合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外在形象的结果，而是通过把母亲的良知对他（她）的感染建立在他（她）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德行对他（她）的影响建立在他（她）自己理性的判断能力上。成熟的人生活中杂糅着母亲的良知和父亲的德行，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体。如果一个人只秉承了父亲的德行，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因为过于苛刻而缺乏人性；如果这个人只具备了母亲的良知，那么这个人就会有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危险，并因此阻碍自己个性的发展。”高飞从小缺少父爱，母爱也带着异化色彩，既不像一般母亲给予她生活上的安全感，也不像代父的母亲引导她应对在未来世界面临的问题，因而形成了她这样的个性：没有自信，安全感，不知怎样去接受爱和爱人，自我禁锢，也很少真正走进别人的内心，她只能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别人，使她在性格上不成熟，走向失败的人生，正如文中她自己一再所说的“做人很失败。”

五、互文性的思考

“‘互文性‘这一范畴表明每个文本都有存在于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之中，事实上，与文本及其生产者相比，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要得多，即有的文本为其它文本的创造与阐释提供上下文。”同时，文本和作者、读者都构成对话关系，将这两篇主题相似的小说作为互文性的文本来看，对于作者的创作以及读者的鉴赏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从创作上看，谌蓉以“为人生”为己任，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陆文婷更多的是“问题”的承担者，从她的身上反映了女性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中的多重压力和困境。由于问题小说的现实针对性，小说收到了很好的启蒙效果，但是“问题”的清晰度远远高于“形象”。李榕在创作谈《幸福的含义》中有言：“有位作家曾经说过：一个小说家虚构一些故事，在故事里面询问世界。在《深白》里，我想探问的是凡俗人生幸福的含义。”她的指向是凡俗的人生，是平常百姓生活的宣泄与呢喃，而不再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成为了一种单向度的写作，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到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丧失了尖锐的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深》有这一倾向之嫌。

　　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对于这两种环境中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位人。正如黑格尔所说：是一个“这个”。因此，任何丰满的人物形象都是社会性与个性的结合体，单一的偏向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形象的单薄与欠缺。

　　从读者方面看，人到中年的困境，大多数人都会遇到，《人》将矛头直指社会现实，发出“救救知识分子”的呐喊，将希望寄托在他救上，《深》则将病因指向个人，喊出“救救自己”的呼声。

　　但透过文本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出，这种单一的自救与他救都是很微弱的。陆文婷的悲剧当然有社会的原因，但她个体的弱点也不容忽视。陆文婷是沉静的、从容的，但同时她也是隐忍的、孱弱的，对待不良力量，她有逆来顺受的倾向，缺乏积极的反抗精神，如对秦波刁难的态度。“我的理想、我的审美标准不是伟大或渺小，首先是正常和健康。而陆文婷的‘忍辱负重’中因为蕴含奴性，因而也就有不健康性。”因此，知识分子的解放，自身也要积极争取，有的解放不是靠制度、政策能够奏效的，它深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面对困境，只有破除这种无意识，更多的陆文婷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高飞与陆文婷有着相似的经历，但陆文婷展示的是人性的高贵与无私，高飞表现的却是心灵的迷茫与困惑，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原因使然，“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添份量和色彩，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高飞能在不算晚的时间通过身边的人事真正了解了身边的人，并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白，虽简单，岁月却将它洗礼得愈加洁净与纯粹，爱情固然飘渺，却无处不在；亲情哪怕淡漠，仍能重新温暖；友情纵使脆弱，却彼此支撑。但更多的人生活在一个缺乏关爱的社会，每个人关注的更多的只是自己，爱也是一种能力，在一个无法培养爱的能力的社会，面临的必然是爱的枯竭与变质。

　　透过两个文本告诉读者，在面临困境时，既要有自我拯救的勇气，也需要有反思社会进而改造社会的担当，只有这样，病人才会真正的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