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冬萍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东 广州510000）

一、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具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扎根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实践的革命文化中，扎根在社会主义先进的文化中。这些优秀文化夯实我们文化建设的根基，奠定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

　　山西大学文学学院王春林教授的《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以文化人格与小说人物塑造关系为中心，以儒家文化人格、道家文化人格、基督教文化人格、清官文化人格、文化冲突型人格、激情理想型文化人格、权谋文化人格、启蒙文化人格、边地文化人格等9种人格对当代文学中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做了分析，审视作家个体对理想文化人格的理解与设计。

　　论者突破了文艺评论界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惯常采用的性格论，认为性格论不足以全面阐释文学作品中的极具矛盾的人物形象。因为“性格只是人格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只满足了短篇小说对人物的刻画作用；而作为优秀的中长篇小说，性格刻画则很难全面整体地塑造人物形象。性格论限制了优秀的小说作家对人物整体人性的反映，以及对人物立体多维的描写。人格心理学的成熟和发展，给我们揭示了人格的整体性，确立了人格形象。所以说人物塑造必须要从‘性格刻画’提升到人格塑造，才能呼唤出能传之于世的精品力作”①。正是在相关人格理论的支撑下，论者对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影响颇大的“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并认为福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就是运用人格塑造来创造的人物形象。②“所谓的圆形人物，就是我们讲的立体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就是从人格多方面来塑造的人物。人格的塑造，不仅是从人的性格，而是还要从人的能力、情绪、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等方面来描写、塑造人物。”③在本书中，论者运用儒家文化人格等9种人格理论对拥有70年历史的中国当代小说人物形象创作进行深入的考察辨析，召唤着一种理想的文化人格，让艰难跋涉在坎坷的人生途中的人们能奋力向上攀登。这种理想文化人格可以说是生命个体与社会的一种“应然”状态。在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70年历程中，我们该如何领悟这种“应然”的状态以形成一种人格自信、文化自信，以期更好地让我们昂首前行、再度出发呢？也许这就是该书要告诉我们的答案。

二、入世与出世中彰显儒家文化人格中的家国情怀

儒家思想中的“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影响甚深，可谓深入骨髓。即使他们知道坚持这种信念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他们依旧执着前行、无怨无悔。论者设置并概述忧国忧民与不合时宜、道德紧身衣与苦难超越、残酷的仁义与乡村秩序这三种矛盾情境，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鞭辟入里地分析，如在“忧国忧民与不合时宜”情境中，论者例举了黄秋耘《杜子美还家》的杜甫、马笑泉《迷城》中的鲁乐山。无论是黄秋耘笔下的杜甫，还是《迷城》中的鲁乐山，他们二人身上都有着儒家思想中的“心怀天下苍生”“仁者爱人”的可贵人格，都在坚守并践行自己儒家价值观：前者用手中的笔来反映社会的黑暗，后者在自己的官位上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儒家抱负。但二人的下场均令人扼腕叹息：前者的谏言无人理会，后者在意外死亡之后还遭人诬陷。我们在感受这巨大的阅读心理落差的同时，也领会到作家、论者对作品中人物充分的赞赏。

　　如《杜子美还家》写道：“有时候，谏官之笔写不出来的，诗人之笔倒可以写得出来，作为一个谏官所办不到的事情，作为一个诗人却可以办得到。”作家这番“觉悟”也得到了论者的肯定，论者说：“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黄秋耘能够保有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和批判精神，并成功地用文学作品塑造出杜甫这一具有现代意味的儒家士人的形象，值得我们充分肯定。”④

　　再如马笑泉在《迷城》中是这样评价鲁乐山：“而鲁乐山同志素来服从组织安排，同时深具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儒家情怀……就这样，教育界少了一位名师，政坛迎来了一位干才。”论者对鲁乐山的结局是这样说的：“鲁乐山坚持以儒家教义来行事，最终却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及当下政治体制的反思。”在作品所处的那个年代，身怀一技之长或有一定地位的儒士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当代的我们又该如何坚持儒家优秀思想文化？作家和论者其实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杜子美们继续用笔谏言，鲁乐山们继续实现以苍生为念的政治抱负。这些人物所具有的心怀苍生、兼济天下等儒家文化人格中的优秀品质，就是我们后继者所要承续的优秀品质，它将是我们在今后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自信底气、前进勇气。在论著中，论者无一字句说文化自信，可处处强调文化自信，是前辈人的榜样力量，是他们积淀下来的优秀儒家思想文化资源，让我们敢于直面坎坷的人生路途，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周围舒适的圈子，不断前行。

三、以道为政彰显道家文化人格中的柔性而为

“与儒家积极入世相区别，道家人物往往是以飘然出世的隐士形象示人，往往与政治处于游离状态，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并不代表道家哲学思想家不关心政治，他们对于政治同样有着深入的思考……”⑤与具有强烈庙堂色彩的儒家文化相较而言，道家文化往往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在国家层面，在国家经历大乱之后进入休养生息之时，道家文化“无为而治”“为政以简”有其可借鉴的之处；在个人层次，生逢乱世无力抗衡的情况下，用道家智慧使自己从现实中脱离出来，既保全自我生命，又保持了自己精神世界的独立性。这样一种东方式智慧是值得被重新审视的。在以道家文化人格论及当代文学人物形象时，论者在本书中分为“遗世而立，自我散失时代的柔性反抗”“活着，生命艰难延续的意义”“无用之大用，拯救需靠卑微者”“以道为政，全身方能平天下”这四个方面对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我们依旧以马笑泉的《迷城》中的人物形象为例，以资与之前儒家文化人格相比对。论者将《迷城》中的具有鲜明道家文化人格特征的杜华章放在“以道为政，全身方能平天下”这方面来论述。“他才不会像鲁乐山那样只知猛打猛冲，而不懂给自己留下回转的余地，不知道自我保护。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另一方面，懂得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接近目标。”⑥相比而言，作家更赞赏杜华章这一人物，认为他能巧借力、妙用法，在保护好自身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简言之，这是“巧为”而不是“硬为”。论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做了重新的审视，高度评价作家以道家文化人格中积极的因素塑造人物，发掘其中积极的因素对并其做现代性的转换。可以说，道家文化人格不应被边缘化，也不再是儒家文化人格的补充，他应该有其积极因素，有其自信的一面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四、权与利的权衡中彰显清官文化人格中的人民性

我们提倡之文化自信不仅因为它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还因为它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逐渐积累起来。论者在“清官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这一章节里是这样说的：“清官叙事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清官人物形象的美学谱系，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序列当中重要的类型。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民间理想和政治诉求，饱含着作为底层被压抑集体‘内圣外王’的人文想象。”⑦清官形象古已有之，如包拯、海瑞、寇准等的故事不仅家喻户晓、在民间广为传颂，而且成为之后文学作品清官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参考，虽然这类清官人物形象出现都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权、保持君主权威，反映底层苦难百姓的诉求，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可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官形象的时代性、人民性就逐渐明晰。

　　在该章节中，论者论述的时间逻辑线非常明显，首先例举的是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作品中的“乔光朴的清官人格更多体现在对既有经济体制的突破、对新型经济体制的展望，更多地着眼于当下和未来如何进行改革和改革如何进行的‘先进’和‘保守’势力的突破，是带有相当探索性和风险性的‘人民性’”。⑧

　　接着论者例举发表于1984年柯云路的《新星》，作品中的李向南的人物形象内涵比乔光朴的更深一层，他不仅要与改革的保守势力进行斗争，还要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此外，清官人物形象内涵式的转变与现实社会有着莫大的关系。

　　接下来论者所例举的《抉择》中李高成市长、《天网》中的刘郁瑞县委书记，他们的清官文化人格就升级为“到底是国家和人民还是个人和官员享有改革成果的利益争夺，转变为依靠‘人治’还是‘法治’的原则来主导经济成果的分割，进而演变为指涉利益分配的政治权力争夺”。⑨从论者所例举的这一系列当代文学作品人物，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现代清官人格形成的过程：古代传统的清官文化人格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有机融合，最终形成深刻着人民性印记的清官文化人格。这种现代清官文化人格不仅承续了古代清官人格“清”“正”“廉”“明”，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展示出契合时代诉求的现代魅力。

五、灼热中绽放理想型文化人格中的绚烂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无法忽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实践的革命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曾对当时社会发展、文化进步起着一定推动作用。而论者在书中所提及以理想型文化人格塑造的文学人物形象大多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成立伊始，一穷二白，百废俱兴，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新中国的建设者靠的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一种昂扬斗志的精神支持。论者认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让自己的理想仅仅停留在幻想阶段，而是积极地付诸实践，以推动现实向更为理想的方向发展。在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重重阻碍与困难，但即使在残酷现实的侵袭面前，不少理想主义者依然能够保有其赤诚的信念和坚韧的斗志，‘虽九死其犹未悔’。”⑩这种理想主义多见于年青人，他们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让这种理想主义绽放着青春的光彩。以这种理想型文化人格塑造的人物形象多见于建国初期“百花时代”。

　　在这一章节中，论者例举了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柳青《创业史》的梁生宝、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的裴晓芸，这些人物或是对区委会的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或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或是因出身不好而极度渴望被集体接纳的知青，这些文学人物形象均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都是年青人；（2）都对组织分配的任务极为重视，激情燃烧，干劲十足；（3）都抱有甘愿牺牲自我、奉献一切的决心。这些具有理想型文化人格的人物形象是特定的、高举理想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当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解和要求。他们身上燃烧不息的理想主义激情在建国初的那个时代大放光彩，激励那时的人民进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虽说学界对这种激情迸发的理想主义褒贬不一，但我们是不应否认这种精神在建国初期的激励、鼓舞作用，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交出让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优秀答卷。这种精神定当是我们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实践的革命文化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王春林教授在图书中还提及基督教文化人格、权谋文化人格、边地文化人格等文化人格，这些人格文化有的来自于西方外来文化，有的形成于封建时的糟粕类文化，有的游离于以汉族文化为主流的边缘文化，他们说不属于我们文化自信的底蕴，但其进步因子可以看是我们文化自信有益补充，我们在反思我们土生土长的文化的同时，借鉴外来文化积极成分，以完善我们本土自信文化的应有之义。

　　王春林教授以9种文化人格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进行入木三分地反思，逐渐建构起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因子，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底气，给予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极大的前进信心。“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展望“十四五”，新时代的文艺必将继续全面开花，结出累累硕果，迎来更美好的春天。

　　注释：

　　①毛克强,袁平.小说人格塑造与人格批评路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②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4.

　　③毛克强,袁平.小说人格塑造与人格批评路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④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3.

　　⑤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57.

　　⑥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60.

　　⑦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96.

　　⑧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03.

　　⑨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08.

　　⑩王春林.文化人格与小说创作[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