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牧子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710119）

一、前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使得“丝绸之路”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由此国内绘画界有关西域丝绸之路主题的创作方向得以逐渐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不仅产生了频繁的商品交换，更多的是不同国家特有技能的学习和文化思想的碰撞。这样的通信与贸易之路在亚欧大陆上交错纵横，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

二、西域历史主题油画

历史题材油画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这一时期的画家们厌倦了宗教神话题材的绘画，开始描绘相对有生机的现实世界。雅克·路易·大卫开创了历史主题绘画的先河，创作了《荷拉斯兄弟之誓》。到了19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俄罗斯产生的巡回画派将历史主题绘画带向了历史最高点。1930年徐悲鸿创作的历史主题油画《田横五百士》可谓我国历史主义油画发展史上的开篇代表。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史主题油画发展开始进入一个高点。各种描绘我国自抗战时期场面乃至社会主义风场面的红色历史画作层出不穷。历史主题油画由此在中国得以发展。

　　地域自然资源是形成当地人文环境的重要前提,是当地区域性艺术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使在历史性油画创作当中，地域环境仍是影响画家创作的重要因素。现任教于郑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职位的张国强老师，曾在新疆阿克苏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6年，其间深入生活，勤奋创作了三十余幅具有浓郁新疆风情的油画作品。张国强老师的一系列油画创作也因其严谨性、真实性和造型的准确性，为历史题材绘画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由张国强老师创作的入选“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全国巡回展览的作品《和亲》便是以历史为参照的油画创作。自刘邦建立汉朝开始，至武帝初年，西汉王朝一直施行和亲政策以维持两大民族和睦相处。每次和亲时，都有大批工匠、奴婢同行，并会随队伍携带大量汉制精品器物。还会每年将丝绵、米和各种食物定期赠与匈奴。汉初的“和亲”政策不仅维持了与边疆的和平关系，对于匈奴与中原两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及血缘的交融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油画《和亲》就是通过对特定时期和特定场景加以详细描绘和刻画，以写实的手法将参与“和亲”的公主和使者们远赴塞外的情景予以重现，以西汉时期张骞带队出使西域为原型再现丝绸之路，以此纪念那些为民族融合做出特殊贡献却未曾留下姓名的公主及工匠们。

　　从绘画语言来看，“构图”和“构成”常常被人们当成同一概念随口说出，两个词语看似相近，事实上有一定概念上的差别。“构成”指的是具体形态抽取之后的点、线、面、形、色、体等各种基本视觉要素的有机组合，并按画家自己的理解，直观、抽象地表现其内心世界。“构图”更多的是根据画家的创意，把自然界具体形态和形象，如人、景、物，通过提炼、加工，有计划地组织、安排在限定的画面之中。如同人的骨架，画面中也有大的框架，这些组合后的物体形成的框架可以表达出画家的思想境界，从而形成视觉的美感，“构图”是绘画语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亲》画面虽然偏宽且前部场景被自然分为三部分，而这三部分都被作者极其详细且精彩的刻画了出来，也就是说这拥有三个焦点。但观画者仍然能自然而轻易的将目光在首次就聚集在中部。这得益于作者巧妙运用“位置突出”及“色彩突出”的方式，使得画面的主要焦点聚集在中部身着红衣的“公主”及其随从的位置上。

　　画面的前景两侧分别代表中原人和匈奴人。这两方的极其聚集的人物和上方飘扬的旗帜几乎撑满画面两侧纵幅，形成了两个“深色块”，画面中部相比两侧近景略微概括化的远景，和谐的将整张画面的场景连成一个整体。主体物纵向贯穿了画面中部横向的灰色远景地带并参与到上下的偏亮色块中，造成一种视觉上的穿插感，巧妙地破除了画面中间部分的“天、人、地”三段横向场景结构，以此制造“位置突出”的效果，从而达到突出“真正”主体物的目的。

　　另外，作者将“公主”的衣着色彩纯度提高，并有意替两侧“随从”选择了色彩明度较高的衣着，在整张偏灰黄色调的画面中更加凸显主体物，从而制造“色彩突出”的效果。

　　为了凸显匈奴民族的粗犷豪放，也为了描绘西域草原黄沙的实况，给观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氛围，作者在用笔手法方面也可谓拿捏准确。整张画面虽采用写实手法，但其笔触却给人一种沧桑而细腻的感觉。画面中人物有的轻松愉悦，有的威严庄重，人物表情描摹到位，动作迥异，透露出几分现实主义的味道。

三、西域民族主题油画

在中国西域丝绸之路中，新疆主题的油画创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气质，而在新疆油画发展历程中少数民族题材的油画以其深厚的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等特征直都被新疆画家广为关注。事实上，新疆油画的发展由于地域原因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原因这双重的局限性，相较于我国内地的油画发展起步较晚，早期的新疆画家多依靠记录他们独有的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独自探索民族化的油画创作。直到80年代初，大量西方文化传入新疆地区，画家们开始汲取新文化下的艺术思想观念以及表现手法，与本土民族文化加以融合，以纯正的油画手法来表现新疆民族风情，由此新疆油画开始步入正轨。这些画的目的也都只有一个，表现出新疆地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以及那份对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眷恋之情。

　　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任教使刘秉江老师有着更多的机会接触少数民族文化，更深入体验少数民族生活，为他的后续创作提供了感情基础和丰富的素材。1963年到1983年期间二十年时间，他先后到云南、四川、广西、青海、甘肃、新疆、海南岛等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和写生创作。刘秉江老师的大量描绘维吾尔族、塔吉克族、藏族和傣族生活的作品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刘秉江老师的作品结构严谨且劲道十足，总能把画面中人物和风景的“形”抓的恰到好处，实实在在的将“形”与整个画面融为一体，从而抛去外在的表象而体现内在的世界。而“线”的运用作为他画面中的又一闪点，大多以色来陪衬，明线用暗色加强，暗线用明色映托，顺带再次强化结构。清晰明快的色彩使整个画面活跃起来，却毫不轻浮，这也得益于他对画面整体色调和谐的把控。

　　在油画《塔吉克少女》中，用色大胆鲜艳，并有意提高色彩纯度，增强主体物与背景、主体物与其本身的色彩对比度，偏冷背景与偏暖主体不仅没有冲突，反而画面由内向外散发出浓郁的民族气息，给观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而在油画《塔吉克新娘玛斯提拉》中，整幅画面色调极其统一，紫红色块充斥了整张画面，对于这种全幅色调几乎相同的处理方法，关键点在于抓住微妙的、毫厘间的变化，加上色彩本身与笔触肌理效果二者的相互补充和映衬，使得整张画面得以受益。对于他画面中笔触，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放荡不羁，恣意挥洒涂抹，而透过大笔触细细观察，会发觉更多的情况下他则是小心勾画。从刘秉江老师众多作品画面中的人物衣着褶皱以及饰品的处理，尤其脸部的塑造中都可以看出，在整体中求细微，在细微中不忘整体。

　　新疆土生土长的赵培智老师对于绘画手法又有不同见解和操作，笔触似乎已成为他画面中的“神”，富有野性却又极其讲究。有意放大语言特征，笔触游离于画面却又不脱离对结构的塑造，甚至使结构更加强化且多了一分韵味，夸张化的人物面部却不缺失对于各个骨骼肌肉的结构把控。他对于画面语言的处理坚持了以现实为基础，能很好的把控画面松紧，夸张而不盲目夸大，这也是画面中面部扭曲却毫无不适的原因。色彩的“纯粹”和“统一”是他作品中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几何化的人物造型和背景色块使他的创作画面给人一种舒畅轻松的愉悦感，大胆的众多平面化处理，摒弃多余塑造，画面节奏控制的恰到好处，散发出异域的“纯粹”感。由于人物本身形象和画家个性化处理的原因，人物的脸部几乎都是偏冷灰的紫红色块，笔触加以升华，无过分刻画，与画面其余部分相辅相成，毫不突兀，形成高度“统一”。具象表现主义的手法配合潇洒的笔触和低调的色彩外加其个性化的画面形式语言处理塑造了他独有创作风格。然而在其作品具象表现手法的外表下，实质性的精神内核源于现实主义。纵观赵培智的作品，其画面中塑造的人物形态各异，衣着淳朴，大多形象质朴憨厚，再看其场景，多为人文市井。这些内容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身边的各个角落，由寻常人家组成的烟火气息，透露着对于人类社会最真实的情感表达。这就是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美”，是现实人民最真实的写照，因为在画面中的正是“人们”。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的风格流派覆盖全国并相互冲击，新疆地区的部分本土画家在这种多元浪潮的影响下开始用民族题材来表现自己个性化的语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为我国画坛增添了新的审美形式。同时艺术反映的生活正是人类社会的整体生活，是经过艺术家体验了的具有审美内涵的生活，而艺术家在反映生活时不是被动描摹，而是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和提炼，创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世界。作为我国极其独特的地域性题材油画种类之一，西域主题画家们应合理运用本土的地域特征优势，既有新时代新文化新思潮的创作创新，又不偏离本土化的固有特色，二者应对立统一，才能促成新疆乃至西域油画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