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润

　　（中国美术学院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4）

一、城市雕塑蓬勃发展与主题风格渐进变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国民经济在拨乱反正中开始逐步复苏。与此同时，大批知青返城就业与求学的浪潮又重新开启了自近代以来长期停滞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迫使各级政府意识到更新城市公共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一系列城市建设的举措随之被提上日程。在此特定历史背景下，彼时的中国城市雕塑也在历经建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洗礼之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了中国美术家协会递交的《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展雕塑建设的建议》，中央的批复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同年8月，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与中国美协在京召开“全国城市雕塑规划、学术会议”暨全国城市雕塑第一次规划会议，宣布成立以刘开渠先生为组长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1992年更名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拟订全国重点城市的雕塑规划，规划组下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负责雕塑设计方案、创作稿件的评审工作。会议初步研究制订了全国城市雕塑的发展规划，并将杭州确定为全国首批雕塑建设试点城市。这次会议对新时期城市雕塑建设的推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国城市雕塑建设从此进入“积极稳步”的有序发展阶段，而它同时也为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城市雕塑创作提供了契机。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浙江美院创作的城市雕塑已遍及全国主要省份及浙江大部分县市。当时新华社曾报道浙江美院雕塑系师生为全国26座城市创作户外纪念性与装饰性雕塑70余件的事迹，并对他们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1984年5月，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全面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市雕塑建设的辉煌成就。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共有14件作品入选展览，其中既有革命历史题材，如刘开渠、萧传玖参与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卢鸿基主持创作的《大连苏军烈士纪念塔雕像》；沈文强、李唐寿、黄立炤等创作的《解放一江三岛纪念碑》，又不乏体现生活趣味的新内容，如沈文强创作的《莺歌燕舞》、傅维安的《鹈鹕》、达榴生的《鹤与少女》等。

　　及至1994年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展时，在中国美术学院选送的参展作品中，装饰性风格的雕塑已占绝大部分，同时部分作品中开始显现出民族化的志趣，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曾成钢的《起舞》。对此，艺术家曾记述道“青铜艺术中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表现手法为我雕塑艺术的创作找到了一把打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体系大门的钥匙”。

　　从中国美术学院在改革开放前后对城市雕塑创作主题的选择，可以窥见革命现实主义题材逐渐向世俗生活与自然人文主题让渡的趋势；从前后两届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展走过的十年历程中，不难发现城市雕塑的功能已由单一的革命纪念性转向多元的日常装饰性。此外，年轻一代的雕塑家已开始在创作中显现出深刻的民族自觉意识。

二、学院研创机制改革与公共艺术学科创设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与文化渐趋开明，城市建设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建设造就了城市雕塑市场化的大量订制需求。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继而开启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大变革。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为更好地回应城市雕塑建设的时代需求，同时兼顾教学管理经费的筹措，便借1993年学校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之际，将原浙江美院雕塑研究室正式命名为中国美院造型艺术研究所，试图以研究所的市场化运作激活雕塑系相对固化的日常专业教学内容，同时也实现了学院研创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美院造型艺术研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作品已明显摆脱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僵化模式，逐步实现了雕塑创作从观念构思到形式语言的转型升级。这一时期，研究所创作出不少城市雕塑的佳作，如曾成钢的《起舞》，仲兆鼐的《丰收门》，杨奇瑞的《铜陵之音》等，这些矗立于全国各大城市广场与街心公园中的户外雕塑，对于美化现代城市空间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雕塑家开始积极借鉴城市学的方法与经验，更加重视雕塑作品与城市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这种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美院造型艺术研究所具有探索性的社会实践也为日后学院公共艺术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新世纪伊始，中国城市化的迅速扩张已使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巨变，公共民主意识的提升也让城市人文精神得以唤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建设因而也需要城市雕塑更多地体现公共文化的审美诉求。然而，当时国内的城市雕塑创作却止步不前，普遍呈现出创作思维僵化、艺术品质欠缺的弊病。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西方公共艺术及其相关理论，继而呼吁开展以此为主题的研究与探讨，以期通过西方公共艺术之概念与方法的引入，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雕塑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城市化建设蓬勃兴盛之际，正值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之时，各地高校的学科建设均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艺术类院校自然也不甘示弱，纷纷抓住机遇推进自身的跨越式成长。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其对城市艺术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全国高校扩招的浪潮也使得艺术类院校开辟新的学科势在必行。

　　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中国美术学院于2002年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公共艺术专业系科，针对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开展一系列与公共艺术相关的教学研究与社会应用实践。专业创建初期的发展定位是立足传统教学优势，稳步拓展新兴学科，这一定位使得城市雕塑迈向公共艺术的转型与升级首先在学院体制内部得以发生。在全体教师数年的辛勤努力下，公共艺术专业的首届毕业创作即取得了不斐的成绩，李想等7名本科毕业生的作品入选“2006年全国高校优秀作品展”，其中两名学生的作品分获学术奖与佳作奖的殊荣。

　　2007年,中国美术学院以2002年设立的公共艺术专业系科为核心基础，将原有专业系科的规模扩展为二级学院的建制，由此，国内美术院校中的首个公共艺术学院宣告成立。以院系改革为契机，中国美术学院开始积极筹备与推动公共艺术专业的学科申报工作。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公共艺术先是作为教育部学科目录外专业获得批准，次年遂正式成为教育部学科目录下设专业。此后，国内其他高等院校陆续开设公共艺术专业，至今全国已逾百所院校设置相关专业或课程。

　　就国内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而言，中国美术学院率先实现了“公共艺术”从专业到系科再升级为学院的创拓；就国内公共艺术人才培养而论，唯有中国美术学院在当时实现了涵盖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完备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就学术研创与社会公共服务来看，中国美术学院各类研创成果在新时期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从历史街区的振兴走向跨界融合创新之路

自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从城市美学的空间营造到公共艺术的理念传播，均以美术学院与社会多元协作下的创作与研究为其主要实现方式。在新世纪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美术学院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新实践路径，对国内其他艺术类院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说，中国美院公共艺术专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城市雕塑向公共艺术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那么，中国美院的师生团队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地域文化创新实践则彰显新时期城市公共艺术的应有之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城市形象的提升，城市面貌的翻新使得老旧城区的拆迁与重建成为必然。基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美院的师生团队首先将目光投向学院所在城市杭州的老旧街区改造现场，以此作为实践其公共艺术理念的突破口。美院学子们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梳理杭城历史文脉，深入调研街区改造现场，探寻坊巷前世今生。

　　根据文献记载，杭州旧称钱塘，素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美誉。13世纪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到访于此,并在其游记中将它描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即便在明清时期，杭州依然是全国较为发达繁盛的富庶之地，城内商肆林立、市井兴旺。然而，时过境迁，昔日的杭城盛景如今却覆满历史的尘埃，它们大多消隐在破败不堪的老旧街巷之中。而这些藏匿于现代都市之中的街巷老宅，连同它们世代承载的文化记忆，似乎难逃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铲除的宿命。

　　然而幸运的是，2004年，杭州中山路隧道施工现场意外发掘出的南宋御街遗址，使得当时的中山路在杭州城市更新的大规模拆迁工程中止住了脚步。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杭州市政府决定正式启动中山路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工程。这一举措意味着杭城历史街区的振兴，既要坚持积极保护的方针，同时也要树立有机更新的理念，二者缺一不可。而打造中山路公共艺术精品长廊的计划，作为振兴历史街区整体工程的一部分，随之也被提上日程。在提交的设计方案中，中国美院的师生团队基于中山路历史解析与现状调研所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因其营造出历史记忆与现实关怀的双重视觉情境，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与广大市民的好评。其中，杨奇瑞教授为中山中路设计的《杭城九墙》系列作品，亦被称道为中山路公共艺术精品长廊中的点睛之笔。因作品分别由《高宗壁书》《官窑寻踪》《曾经故园》《杂院轶事》《石库门们》《河坊阁楼》《几代土墙》《无名闸口》《陌巷无觅》九件相对独立的墙体装置组成，是谓“九墙”。这些经过艺术家精心重构的视觉意象，如同一张张布满岁月斑驳与记忆纹理的时间切片，远可以追溯至南宋都城临安的历史印迹，近则可映现出二十世纪以来的杭州市井生活片段，它们共同折射出这座城市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色与行将消逝的日常生活图景。艺术家巧妙地运用现成品的创作形式以及微叙事的表现手法，对南宋都城历史遗迹与往昔寻常百姓生活进行符号化的保存与象征性的重构，并将它们串联成一条横贯古今的视觉文化长廊，使人们仿佛穿梭于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进而在现实的反衬之下慨叹当代都市风貌的急速变迁。

　　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虽然起步较晚，却因为规模庞大而又速度惊人，日益显现出其独特性。这些特点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公共艺术建设，不可能照搬西方社会公共艺术的发展模式。一系列以《杭城九墙》为代表的城市公共艺术作品的落地，标志着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实践不再唯西方公共艺术的理论教科书马首是瞻，也不再仅以装饰或美化城市空间环境的视觉形式作为其基本诉求，而是循着深入社会现场、回应时代关切、铸就人文精神的研究路径，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流与互动中激活地方文脉，重塑具有东方精神的城市文化理想。

　　2008年，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改革之路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它虽然发轫于农村，但高潮却在城市。然而，新时期的城市化建设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发展模式却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的长期落后已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同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聚焦农村发展问题，同时确立了统筹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改革目标，它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由发展成熟期步入调整转型期。这一阶段，伴随着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公共艺术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地深化与拓展。

　　“城乡一体化”这一改革思路在随后于中国上海举办的第41届世界博览会中即以艺科融合的方式得到回应。此中，由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团队创作设计的上海世博会浙江馆不仅被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先进案例予以展示，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具有转型升级意义的一次重要实践探索。据创作团队负责人介绍，浙江馆所打造的主题为“幸福城乡，美好家园”，重点围绕“城市和乡村的互动”这一世博会副主题展开演绎。

　　创作团队据此形成如下的设计定位：“集中展现浙江破解城乡二元分割难题的成就，从而向中国与世界展示‘城乡同创、城乡共荣’的浙江城乡发展模式，为21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提供发展思路”。而公共艺术的学科创新优势则在于能够综合运用多种媒介融合的跨界艺术语言，集中向公众呈现一场诠释浙江地域文化与城乡建设成就的多维感官盛宴。

　　创作团队在有限的时空之中，通过声光电等数字媒体技术的切换，在雾森系统的配合下，营造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情境，用前沿的技术成果赋予了公共艺术整合地域文化与乡土故园的创新力量。

　　具体而言，首先，浙江馆的建筑外立面通体采用金属网孔板材围合制成竹栅的艺术造型，而竹栅内部则辅以先进的LED泛光变色照明，可交替呈现65536种颜色变化，绚丽夺目的馆体造型生动地向宾客们彰显出“绿色浙江”“生态浙江”“人文浙江”“时尚浙江”的地域魅力。

　　其次，浙江馆的内部展示设计不仅匠心独运，意蕴悠长，同时也创造性地集成了多项技术专利成果。展馆中厅以直径8米、高度3.2米的青瓷大碗装置作为其主视觉呈现，浙江馆展区“碗”的装置造型与中国国家馆“斗”的建筑形态在意象上形成关联，引申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又与国家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建筑设计理念相呼应。在无基坑液压升降技术的协助下，观众会环绕青瓷大碗中倾泻的瀑布徐徐上升，进而在人像捕捉技术的目标锁定下，实现与云雾升腾的大碗中自身影像对视的交互式神奇体验；接下来，在多媒体影像、环绕立体声、机械装置、实体雕塑、气味触发、雾森系统等跨界技术手段的综合调配与系统控制下，创作者利用青瓷大碗装置虚景与实物相结合的设计创意，向满怀期待的现场观众展现名为“诗画浙江”的十幕幻境演绎。

四、结语

纵观中国美术学院新时期三十年的研创变迁历程，可以概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及其向当代公共艺术的升级，均以国内重点美术院校与社会多元协作下的创作与研究为其主要实现方式。而城市雕塑向公共艺术的转型同时又受到新时期国家政策、体制变革的深刻影响，并与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运动及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诉求紧密相关。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城市雕塑而言，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已由单一走向综合，由纪念性走向公众性，并已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性研究。

　　在媒体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助力下，公共艺术的表现形态将走向更加跨界融合与多维互动的感官呈现。与此同时，由于当代公共艺术承载了多样性的城市功能实现，它也日益成为塑造城市公共精神、打造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作为城市未来空间存在的公共艺术应当顺应历史进程，把握城市脉搏，主动构建兼具东方文化意蕴与公共文化精神的创作审美体系，以此实现“诗意栖居”的城市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