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城

　　（广州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

一、前言

1929年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年)是德国重要的戏剧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30多部戏剧，为德国戏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电梯里的男人》是米勒1979年创作的短篇故事，在1980年被作为独白插曲收入到米勒的戏剧《任务——关于一场革命的记忆》中。在这场荒诞的电梯之旅中，时间、空间、语言和文明发生了延异和消解，人这个身份被解构了。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来讲述故事的。非常焦虑的“我”，因为要去见领导，而坐上了里面都是陌生人的电梯，领导要亲自布置任务给“我”。但是问题是，“我”连领导在第几层都不确定。于是在不断上升的电梯里，“我”经常看手表，希望自己不会迟到还能早到一会儿，但是事与愿违，“我”的手表显示的时间乱掉了，“我”不知道具体时间，而电梯还在一直上升，因为“我”没有按时赶到，领导在隔音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于是“我”责怪自己疏忽大意，在读书时因相信“文学胜过物理”而不能利用物理知识解决电梯运行速度和时间之间的问题，导致领导自杀，而这个任务的内容也随着领导的葬礼而成为了谜。最后，我随着电梯降落到了秘鲁，这里的秘鲁不具有具体的地理意义，是一个陌生荒芜的世界。

　　“我”走在泥巴路上，街道两边是一幅破败的景象，还看到两个野蛮的巨人。在这样的陌生文明里，“我”感到害怕，因为“我”不能通过语言和当地人交流，也不能通过降落伞、飞机或者破汽车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很绝望，甚至怀念起之前像监狱一样的电梯。“我”在想，或许假装是个聋哑人还能博取当地人的同情，并得到救助。然而“我”想错了，这里的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之前的两个巨人化身成了没有眼珠子的金属人，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从我身后经过，这让“我”失望的感慨“难道我都不值得被捅上一刀子或者被他们的金属手勒脖子吗？“我”被忽视了，在这个处在文明世界另一端的荒芜区域。在“我”如释重负地放下对“任务”的执念后，我欢快地继续前进，路上遇到裸露的女子，还有在废弃铁轨上徒劳倒弄蒸汽机和火车头的小男孩。除了在这里等待着人类的消失，“我”什么也做不了，当“我”明白了我的命运后，我脱光了衣服。在故事结尾，“我”甚至遇到了大写的它者“DER ANDERE”,一个和我有着一样面孔的对驼者（der Antipode），但脸是雪白的，我们当中只有一个能活下去。

二、时间的延异

男主角已经穿戴整齐坐上电梯，要去领导那里接受任务，那么肯定是约定好了具体时间的(Termin)。文章里第一次提到时间是描述男主角的心理活动“比约定时间提前5分钟到才是真正的准时”,心理想完这件事他就马上看手表，显示的是10点。他心理充满着轻松的感觉，因为离和领导约定的时间还差15分钟，也就是说，10点15分是约定的见面时间，但是全文没有一处直接提到这个约定的时间，而是用其他时间表达来代替这个时间，在这里约定的时间被延异了，散播在这一连串时间的符号上。正如德里达说到的延异令在场成为可能，同时也令在场跟自己本身产生偏差。再次看表时又过了5分钟，也就是10点过5分。当电梯运行到八楼到九楼之间时，手表显示10时14分45秒，他感到要准时是谈不上了，因为时间已经不再为他服务。当他思考怎么尽快赶到领导那里期间，他又快速瞟了一眼手表，指针指向10点50分，而至于多少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感到他的手表出了问题，而他也没有时间去算手表指示的时间离约定时间的差距了。这时他发现他已经是独自一人在电梯里，之前和他一起在电梯里的几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去了，于是他恐慌的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的手表，发现表盘上的指针转的越来越快，眨一下眼睛，就能过去好几个小时，这时他才意识到时间已经混乱了。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我们会不自觉的和男主角一同通过这些时间表达来算出离约定时间还有多久，当在场的事物不能被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利用符号，我们就采取符号的绕弯方式来予以实现。这个在场的约定时间被播散在这些增补的时间符号上，这种通过增补实现的延异使时间的运作和运行变得可能，但条件是每一项“在场”的元素都要跟它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产生联系，这样就形成一个时间的链条，以至于它永远都不能真正完全在场。

三、空间的延异

在故事一开场，男主角穿戴整洁出着汗站在被其他男士围绕的电梯里，所以他首先进入了电梯这个空间。那么他要去几楼呢？他说领导的办公室在四楼或者第二十楼，而他还没想清楚到底是哪一层，他就不确定起来。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始，领导的办公室这个空间就没有被确定，是不在场的。而当电梯停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到了8楼，因此男主角觉得自己要么已经超过了约定楼层（4楼），要么就是还没到达20楼的一半远。同时他感觉到时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空间也在发生变化，当到达八楼到九楼之间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按时赶到领导的办公室，于是他考虑在下一次电梯停下来时，出电梯并一步三台阶的从楼梯往下跑，一直跑到4楼。如果办公室不在4楼，那他打算继续坐电梯升到20楼，如果领导不在20楼，那么他打算回电梯坐到4楼，前提是电梯没有停止运转，若电梯坏了，他就得再次一步三台阶的跑下去4楼。他甚至想起着因为跑来跑去而断断腿扭到脖子，而在自己的要求下被人抬到领导的办公桌前。他对任务的强烈渴望，驱使他孜孜不倦的寻找这个不在场的办公室，他对“任务”的寻找构成了他人生的意义，以确定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但是那个我们可以找到的“我”，总是占据着“某个不可能搜索出来的位置，那是一个总是指向其他地方的位置”。通过“任务”，主人公才能确定“我”的身份，但是这个“任务”占据的位置——领导的办公室正是一个不可能搜索出来的位置，这个空间在4楼和20楼之间来回飘移，永远都无法在场。

四、语言的不在场

为什么男主角一心要坐电梯找领导的办公室呢？因为领导要亲自告知他这个任务的内容。这正符合了传统西方形而上学和索绪尔语言学将演说（语言）等同于在场，因为言说伴有活生生的说话人的在场。说话人的在场必然联系起声音和感官，并指向理解：人们通常能相当好地理解说出的话。但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延异之旅中，男主角永远都不能按时到达办公室，这导致了领导绝望而开枪自杀，而这个任务就永远保存在领导的脑袋里，言说就无法实现，无法在场。而书写却是在场的，比如办公室墙壁上挂着的领导的肖像是一种书写，领导因开枪自杀而在右边太阳穴留下的黑边的洞口也是一种书写。在男主角下电梯到了秘鲁之后，他甚至决定要装扮成聋哑人，以求获得当地人的同情，聋哑人既听不到声音也发不出声音，在这个无人之地，语言不在场，也失去了在场的意义。

五、文明的延异和消解

《电梯里的男人》这个标题就说明了，这个男人是存在于文明世界中的，因为电梯是人类的发明，但是电梯这个文明空间缺没有把他带到证明他身份的领导办公室，确把他带到了蛮荒的秘鲁，而在电梯里他不停的看手表，手表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但是最后手表确疯狂了，不能再发挥它的功能。男子为了见领导，穿戴整齐，穿得像职员或者工人一样，甚至还系了领带。从电梯出来后，他看到的是一幅破败的景象，窗户玻璃都碎掉了的被遗弃的窝棚，充满黏土和稻草的村子，文明来过这里，但是又抛弃了这里。在这个无人区，怎么证明自己的存在呢，男人开始担心，因为他没有降落伞，没有飞机或者一辆破汽车来证明给别人看他是从文明社会掉到这里来的，而他身上带的一点点钱在这里也起不了作用。接着他想起来那个让他脖子闯不过气的领结，他想让这个文明社会的象征消失，他差点就把它扔掉了，因为这是文明留下的一抹痕迹（eine Spur），而到了故事结尾，男人甚至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扔掉了，因为在这里，外表已经不重要了。在路上，他还遇到裸露的女子，在文明的社会里，人类是不会在公共场合裸露的，还有在废弃铁轨上，两个小男子在捣弄蒸汽机和火车头，而男人则从欧洲人的视角出发否认了他们工作的意义性，也就否认了文明在这里的作用。在这个故事里，“文明”通过电梯、手表、领带、窝棚、村子、降落伞、飞机、破汽车、金钱、衣服、蒸汽机和火车头这些符号延异和播散出去，并最终消解。虽然在这个荒芜的地方有两个金属巨人，但是他们却是没有眼珠子的人，无视男主角的存在，这正是对文明的巨大讽刺，因为金属制品是文明的象征，但是眼珠子作为一种增补却不在场，这样就消解了文明的意义。

　　而男主角也最终发现，在这样荒芜的风景里，除了等待人的消失，什么也做不了，人的身份在这个故事里通过时间、空间的延异、语言的不在场，随着文明的消解而一起消解掉了。而德里达在《他者的单语主义》里也曾说到“身份从来不是既有之物，它不可接收，也不可获得；有的只会是永不休止、模糊不定、虚无幽幻的身份认同”，“身份并不存在，只有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