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梦若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130022）

一、引言

菲利普·罗斯（1933-2018 年）是美国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最重要的犹太裔文学家之一，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获得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普利策文学奖等。罗斯在1986 年以后的作品中加入了包括种族身份、以色列问题、性别问题和战争问题等深具历史意义的内容，开拓了其作品的广度和深度。

　　《美国牧歌》为罗斯1997 年出版的作品，是“美国三部曲”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祖克曼的视角叙述了从美国经济危机大萧条到二十世纪末犹太移民利沃夫家族美国梦破灭的遭遇。主角西摩·斯维德·利沃夫高中时是人人仰慕的运动明星，循规蹈矩的他在毕业后选择念完大学并承继家业，娶“新泽西小姐”为妻，在父亲的手套工厂兢兢业业工作，后接替父亲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一直深爱他移民的美国新大陆，但1968 年，他钟爱的年仅16 岁女儿梅丽却在美国思想动荡的时代成为激进的罪犯，最终毁了他一家，也毁了斯维德的美国梦。

　　这部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于1998 年获普利策文学奖，国内外对《美国牧歌》这部小说的分析也丰富多彩。在主题研究上，已有“美国梦的破灭”、“移民、民族身份与主体”、“美国田园思想”等；在叙事方法研究上，已有“新历史主义叙述方法”、“新现实主义叙述方法”、“后现代主义叙述方法”等；其他也包括诸如“神话原型”探究、人物分析探究等。

　　在《美国牧歌》这部小说中，利沃夫家族的最大转折来自于利沃夫家族第三代人物梅丽，梅丽的犯罪毁掉了利沃夫家族的美国梦，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主角斯维德在故事推动层面的作用并不明显，真正推动小说发展的核心是梅丽。因此，梅丽与利沃夫家族的关系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在两者关系变化中，“电视”这一意象出现频率高达33 次，平均每6.4 页就会出现一次“电视”这一意象，远远高于其他意象，因此对于电视这一意象的理解是分析梅丽这个人物以及梅丽与利沃夫家族关系的关键。

　　意象是关于感官映像、情感以及思想的具体代表。意象指的是比喻语，尤其指隐喻和明喻的喻矢。[1]首先，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主要用于塑造人物形象与表达主题思想，意象是一个审美范畴，是融汇着作者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在《美国牧歌》中，梅丽少年时最重要的行为动作就是看电视。经常看电视的梅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患有口吃的疾病，因此，梅丽的自我表达受到极大限制，与其父斯维德的成功交流也极少。对“电视”这个意象的分析成为了解梅丽思想与成长的重要途径。其次，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次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成为一个象征，或者成为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其意义就绝不仅限于意象本身，而是扩展为一个文化范围内的“象征”。在小说中，“电视”一词一共出现33 次，不仅是读者了解梅丽的一个重要意象，也是小说的情节线索之一，如此反复持续地出现，“电视”也成为了菲利普·罗斯描写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和六十年里梅丽一代青年的文化象征。

　　《美国牧歌》透过平淡细致的写实笔调，在蒙太奇和意识流式的回忆与现实中，展现出具有深厚内涵的“电视”意象：第一，“电视”是梅丽心灵成长变化的展现，是梅丽另一个自身的隐喻；第二，“电视”是思想混乱的梅丽一代青年在当时美国环境中的象征。

二、“电视”：梅丽自身的隐喻

在《美国牧歌》这部小说中，梅丽与电视的关系尤其紧密，出现“电视”一词33 次中只有3 次与梅丽无直接关联，“电视”贯穿了梅丽整个成长过程，也是梅丽的自我表达的隐喻。小说中提到“电视”一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作为“家用电器”的物品；第二种为“看电视”这一行为；第三种为“电视节目”的内容，与梅丽相关的是后两种形式。

　　在电视与梅丽的关联中，可以发现童年的梅丽拥有正义至善的良心与纯真的想法。电视开启了少年梅丽对美国社会的关注，在梅丽第一次与“电视”一词产生直接关联时，纯真的梅丽就对美国演说家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对电视上出现的美国政客强烈厌恶，甚至破口大骂。由于梅丽少时有口吃的毛病，因此甚少能找到梅丽与其家庭成员间成功的交流，观看电视成为梅丽展现情绪的重要交流窗口。少年时单纯善良的梅丽由此对电视上出现的内容有了相当多的关注与思考，而这种关注恰恰体现了梅丽少年时对于正义与良知的内心世界。电视内容中铺天而来的暴力和恐怖内容深深影响了简单善良的少年梅丽，梅丽的内心滋生了对现实的怀疑。

　　梅丽的口吃是一种强烈的失语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梅丽对于铺天盖地电视内容的怀疑和不可理解，童年梅丽由于缺乏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在成人看来寻常可见的内容对梅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作为父亲的斯维德不可能理解梅丽的暴力倾向，因为当斯维德和梅丽两人看电视时，斯维德是以成人的眼光看，彼时的梅丽尚处童年。然而由于梅丽的失语，这种震动在童年梅丽的内心中几乎不为人知。这种埋藏在内心的暴力种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梅丽未来的人生走向，当梅丽摆脱了“看电视”这一阶段的形式后，梅丽就成为了“电视内容”，因为梅丽成为电视节目报道的“里姆洛克爆破手”。

　　在梅丽长大以后失踪的一段时间中，只能通过“电视内容”这一途径来了解梅丽。而不幸指出在于，梅丽效仿了当初她在电视中学到的暴力，并将这种暴力运用于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成为了电视报道的犯罪分子。梅丽将自己变成了电视的内容，电视成了梅丽的另一个自我。耐人寻味的是，梅丽完成一系列犯罪活动后竟然克服了童年的口吃症，可以与人进行正常交流。当梅丽作为观看电视的人时，梅丽是失语的，然而当她自己作为“内容”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之后，梅丽就有了正常说话的能力。电视在最初是窥探梅丽内心的镜子，后来又成为梅丽宣扬自己想法和展示自己的一盏灯。

三、“电视”：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反叛与混乱的象征

在小说中，电视作为梅丽自身另一个自我的隐喻，向读者深刻揭示了梅丽个人的成长与变化。但在小说中，并不是仅仅存在梅丽这一位“爆破手”，小说中还有这无数和梅丽行为相似的青年，而梅丽这一代青年几乎有着相似的成长环境，依赖电视不仅仅是利沃夫家族中梅丽个人行为，而是梅丽一代青年的共同行为。小说中描写当时街头因动乱而搬家的家庭时细致地描写道“孩子们扛着收音机、台灯和电视机，男人们抱着衣物，妇女们推起婴儿车，上面装满一箱箱的啤酒和饮料。”[2]由孩子扛着电视机恰恰说明了沉重的电视机与孩子的重要关联。频繁出现的“电视”不仅仅是梅丽一个人的隐喻，而是那个时期梅丽一代青年的整体象征。

　　电视作为梅丽一代青年重要象征，有更深厚的文化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罗斯在小说中将纽瓦克市作为利沃夫家族所在地也另有深意，因为美国制造的第一种电视接收机就出现在纽瓦克市，其电视接收机的价格也较为便宜：“1928 年7 月3 日，美国人只需花75 美元就可买一台电视机。美国《电视杂志》宣布，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达文公司已向市场投放美国制造的第一种电视接收机。这种电视机价格非常便宜，只有75 美元。”[3]便宜的电视轻而易举走进美国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成了梅丽这一代人童年时最重要的物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业在美国的发展极为繁荣。“60 年代，美国的电视受众不断增加，到60 年代末期,95%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1969 年，美国人平均每天花在电视节目上的时间达到近六个小时之多，超过了读报、上教堂和体育锻炼的时间。”[4]电视成了美国文化的主要讲述者。按照小说中的时间，梅丽（1952 年出生）恰恰是较早的一批电视作为美国文化“主要讲述者”的受众。不可忽视的是，当“文化讲述者”由书本、报纸转变为电视时，无可避免会出现文化变迁，而文化变迁同时也孕育着文化冲突的风险。梅丽一代作为这种美国文化变迁较早的一批人，以实际行动印证了引发文化冲突的可能。

　　这种冲突恐怕并不在于梅丽作为犹太裔移民与犹太传统文化的冲突，而在于电视下成长出的美国青年一代与上一代之间的文化冲突。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女性，梅丽几乎已经割断了她与犹太移民的文化关联，在梅丽身上，很难发现典型犹太裔的文化特点，倒是有了浓厚的美国青年的文化特质，换句话说，真正完成了利沃夫家族美国化的正是梅丽，而非心心念念美国梦的斯维德。电视节目下成长起来的梅丽一代青年，凸显着浓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电视时代的文化特点：其一，儿童成人化；其二，感情上被割裂以至于麻木而减弱了共情能力。

　　梅丽是典型的在五、六十年代电视熏陶下失去童年的代表。通常情况下，童年的娱乐应当与“玩具”关联，但《美国牧歌》全书中，“玩具”一词竟然仅出现一次，还是以动词形式“toying”出现。电视完全挤占了儿童的娱乐空间，当儿童和成人可以共同观看毫无分别的电视节目时，成人世界的内容在当时被一览无余地展现给儿童。电视节目中具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很难规避正在看电视的孩子。美国电视文化的这一特质一直在美国思想界深为诟病。

　　成人世界的苦难、竞争与担忧过早的侵入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孩子在电视的影响下不得不提前很多年就与成人一起捆绑面对如此现实。而这种过早输入的内容埋藏在梅丽内心中的似乎不止是暴力的种子，甚至也可能因此对成人世界过早失望而引发对成人世界的反叛，也就是对其父亲斯维德一代的反叛。这一点斯维德毫不知情，也无法理解。童年梅丽对良知的渴求激发了梅丽的反抗，斯维德发现了梅丽的良心，但仅此而已，他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女儿看到电视上暴力的内容而激起了对成人世界的反叛。偏向具有刺激性和故事性的电视节目在梅丽一代的童年时期以偏概全地告诉他们美国的病痛、暴力与混乱，不仅激起了他们的反叛意识，也让他们学会模仿电视中那些手段。电视在此处便是梅丽一代反叛的象征。

　　其次，电视也象征着梅丽一代在当时美国社会的思想状况：情感被割裂且思想混乱。电视节目的不连续性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特点，不仅电视节目之间并不相关，且连接各节目之间广告也依然不相关，由于缺乏连续语境，电视节目具有强烈的碎片化特性，而这种特性的背后便是情感与交流的割裂，梅丽在看电视时的口吃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割裂感情与思想的现实体现，即使梅丽与父亲坐在一起同时看电视也不可真正交流正是如此，其父想与其交流诉诸道理，而梅丽心中看到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这种割裂了梅丽感情、话语的后果是梅丽失去了共情能力，后期的梅丽已经完全麻木。

　　梅丽的道德沦丧不仅是自己与自身曾经良心的割裂，而是整个与梅丽类似的当时美国青年一代对良心的割裂。美国过度大开放环境下引起了认知混乱。电视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每天人们可能接受的信息量，这种信息量极速扩张是以当时的电视节目破坏了“逻辑与理性”为代价的，又由于美国一直存在思想开放的传统，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形成了美国思想开放但混乱的六十年代，这种过度开放的文化相对主义同时摧毁了一己之善和至善。[5]梅丽青年一代观看的包罗万象的电视内容正如当时混乱的美国时局，这种混乱不仅是梅丽自己的思想混乱，竟然连期望在电视中寻找梅丽的斯维德也处于混乱中，斯维德甚至已经失去了判断梅丽所做正确与否的能力。电视在整部小说中成了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思想混乱的象征。

四、结语

电视作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家用电器之一，是相当典型的美国工业社会的大众传媒，几乎影响了那个年代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整部小说中，“电视”这一意象的出现几乎都伴随着破坏或攻击等坏消息，只有两次例外：一是“电视”这一词首次出现，在名为文森特意大利餐厅的电视机播放了球赛，正是主人公斯维德年轻时最爱去的餐厅和最爱参与的运动；二是“电视”这个词在全文中最后一次出现，斯维德回忆当年还没有电视转播时的选美大赛。

　　这一前一后两处回忆具有浓厚的“田园牧歌”情结，紧扣了小说《美国牧歌》的主题，处处展现着对“田园牧歌”美国的美好回忆与期待，但现代工业制品“电视”却一次次宣判着“田园牧歌”的远去，“牧歌”与“电视”的冲突在文本中俯拾即是。

　　菲利普·罗斯以超凡的笔法体现出了电视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意义，充分把握了电视这一传媒工具对当时美国无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影响，以电视为隐性视角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令人深思的是，在时代背景下某一家庭某一人的某一偶然行为究竟可以带来何种影响？也让人思忖这种发生在某一人身上的历史偶然是否真的如主角斯维德所想可以避免或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