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罐子引发的双重秩序危机_文艺生活·中旬刊_杂文_网络文摘

陈雨静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青岛266006）

一、引文

据采克（Zschokke）自述，《破瓮记》的诞生要归功于克莱斯特、维兰德和他本人之间所进行的“文学竞赛”。根据铜版画的内容，克莱斯特创作了一部喜剧，维兰德创作了一部讽刺小品，采克则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最终是“克莱斯特的《破瓮记》拔得头筹”。

　　歌德认为，《破瓮记》在1808年的首演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该剧“缺乏紧凑的情节”。然而许多德国作家对这部戏剧给予了高度评价，斯托姆给冯塔纳的信中将《破瓮记》称为自己“唯一喜欢的德国喜剧”，黑贝尔声称“只有观众认为该剧是失败的”。数年来，不少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破瓮记》进行了诠释：埃塞尔·马塔拉·德·马扎从法律和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戏剧中的司法制度和法律效力；格哈特·皮克洛德从符号学的角度总结了克莱斯特作品中的符号关系，探讨了亚当不敢露左脚的原因；玛格丽特·沃格特和卡尔·尼克尔克分析了克莱斯特喜剧中物之秩序的矛盾。笔者将从文学与法律的角度探讨法官犯罪所引致的双重秩序危机：司法秩序混乱与信任危机。

二、司法秩序混乱引发权力危机

剧中多处迹象表明，“失去的权威”是无法恢复的。亚当从夏娃的房间逃跑时，头部被门把手砸伤了，留下了两处伤疤。那么亚当头部的伤口有何意义？郑萌芽解释道：乡村法官实际上在乡村父权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受伤的身体表明他的优越地位正在逐渐消失。在戏剧的第一场中，亚当的辩护词“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一块讨厌的绊脚石”暗示了他的先天性缺陷就像罐子一样，罐子本身和《圣经》中的亚当一样都是由粘土制成的，这是亚当和罐子的联系所在。“亚当头上的伤口和罐子上的洞”提示了读者，两者均有相同的命运，罐子因破损而失去了本来蓄水的功能，亚当因头上的伤口也失去了法官应有的体面。

　　在古希腊神话中，掌握生殖的自然之神都有着像山羊一样的角，因此剧中在“老单身汉”亚当的床前出现的山羊则影射了亚当难以排遣的性欲，象征着亚当的“性贪婪”。赵蕾莲认为这里的山羊也象征着阻碍亚当重回伊甸园的“智天使”。赵看到了此剧隐含的宗教意味，人类始祖亚当因其罪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也失去了重返伊甸园的可能性。本剧的法官亚当因蓄意犯罪扰乱了乡村原本合理的司法秩序，因此最后也被逐出了法庭，失去了应有的地位。恩斯特·里巴特认为，荷兰共和国是建立在普芬多夫的自然法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而1532年编纂的《卡罗琳娜刑法典》已不再具有约束力。所以，亚当丢失的假发、头部的伤口甚至是罐子的破裂都暗示着权力的丧失和世界旧秩序的破坏。

　　亚当的人物形象与巴赫金的“物质-肉体原理”相吻合,经历了死亡与重生、进食与排泄的自然循环：戏剧的第一幕中，利希特对法官的揶揄“”暗示读者荷兰乡村中的亚当是《圣经》中亚当的重生。文中也有多处描写了亚当对食物的渴望：“把乳酪、火腿、黄油，香肠、酒瓶，从档案室里拿出去！”利希特告诉亚当，乌特利希特的司法检查官很快就到本村，亚当的反应如下：“每一次受惊都要使我泻肚子。[…]肚子简直不妙，就象吃了一服泻药！[…]。”约亨·施密特认为，《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中对性和食物的无限制渴求以及“动物性”都是亚当性格的特征，这是亚当犯下强奸未遂、干扰司法等罪的初因。

　　在戏剧的最后一幕，马特太太提出的问题“难道我的罐子在这儿得不着公平的裁判吗？”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她在法庭上没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沃尔夫冈·维特科夫斯基认为，司法秩序难以恢复，因为利希特是亚当的继任者，而利希特根本没有能力去改善司法秩序。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文中对司法制度的批判仅仅是针对荷兰农村，还是对当时普鲁士司法制度的影射。在1770至1849年之间，司法改革是普鲁士社会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关于当时的法律状况，何勤华做了简要的总结：由于世袭制管辖权，地主对司法判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后，管辖权逐渐由国家控制。当时有三本著名的法典：《卡洛琳娜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直到1900年《民法》出版为止才停止适用）和《通用土地法》（1794年生效）。自16世纪以来，所有法律渊源都融为一体，因此普通法在私法领域崭露头角，其基础是罗马法。此外，在探讨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法律时，舒国滢认为，由于成文法、自然法僵化，欧洲的法学家们试图通过“历史性反省”来重建“有方法意识的体系性法学”。在《破瓮记》中，法官原本代表着司法制度的权威和法庭的名誉，但由于亚当的不法行为扰乱了司法秩序，从而动摇了法官权力的根基。

三、双重信任危机

克莱斯特在文中引用了“象征性的图像主题”，即被打破的罐子，它一方面代表夏娃失去的无罪状态与“贞洁”，另一方面则代表着破碎的司法秩序和信任关系。康德和席勒笔下的信任与友谊有关，而克莱斯特戏剧中的信任则与爱有关。

　　安妮·弗莱格认为，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对信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个人信任和社会信任取代了中世纪时期对上帝的信任。个人信任是指的是对他人的信任，社会信任是指对法律秩序的信任。《破瓮记》的中心任务是找出打破夏娃房间里罐子的元凶。未婚夫如普利希特恰好那天晚上在夏娃的房间里，所以他首当其冲成为了犯罪嫌疑人。由于被亚当勒索，夏娃不敢在法庭上指认真正的元凶，而是希望未婚夫给予自己信任。《圣经》中规定夫妻双方应该互相信任，因此这对未婚夫妇有相互信任的义务。从马特太太叙述的的故事中可以发现，福希特哥特一生分别使用了三次罐子，即结婚、第一个孩子诞生和妻子去世。但是当福希特哥特大约80岁时，他的妻子一共为他生了15个孩子。曼德拉茨认为，福希特哥特在妻子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就不再使用罐子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妻子违反了婚约，并未信守对彼此忠诚的承诺。婚姻合同不仅意味着对上帝的信任，也意味着夫妻双方彼此信任。但是如普利希特不仅不信任她，反而怀疑她与雷伯利希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面对如普利希特的诽谤，夏娃失望地说：“你这个卑鄙的人！呸，你真可耻，[…]你竟不能够相信我作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夏娃才意识到她为如普利希特所做的一切都不值得，她所期待的个人信任已不再可能。

　　弗莱格认为，罐子的破碎表明信任关系的破裂。因此，破碎的罐子不仅代表着“夏娃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也代表着“由信任组建的乌托邦也失去了完整性”。约亨·施密特认为，本剧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揭示真相，恢复恋人之间的信任，并重新建立夏娃对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信任。夏娃的个人信任是很容易重建的，听了如普利希特的道歉后，她马上跪在瓦鲁特面前，以求他拯救自己的未婚夫。最终这对恋人通过接吻达成了和解，彼此的信任危机得以解除。但是重建夏娃的社会信任却是不容易的。她向瓦鲁特和利希特讲述完事件经过之后，这两位司法人员向夏娃保证，她从亚当那里得到的医疗证明是伪造的。但夏娃却对瓦鲁特和利希特所代表的司法新秩序持以不信任的态度：“永远不送去吗，诸位先生们？”瓦鲁特意识到此时平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人们还不清楚到底应该相信谁，不应该相信谁，甚至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也遭遇了危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瓦鲁特给了夏娃一个钱袋，里面装了二十枚金币，并对夏娃说：“我花钱买回他的自由！”只有印在钱币上的西班牙国王头像才能给予夏娃安全和保障，也只有凭借金钱才使夏娃的社会信任得以恢复。但是，马特太太的疑问“难道我的罐子在这儿得不着公平的裁判吗”暗示读者，由破罐子引发的信任危机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最后罐子仍然是破碎的，这也意味着因罐子破碎而带来的信任危机也是无法真正解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