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珊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作为格雷厄姆·格林的成名作品，《斯坦布尔列车》记述了一趟从奥斯坦德到伊斯坦布尔的为期三天的旅程，讲述了火车上形形色色的乘客不同的生活故事。尽管最初乘客们出于不同的目的而登上这趟列车，但他们的命运却在旅途之中交织在一起。虽然作者格雷厄姆·格林本人将这部作品称为“消遣小说”，以将其与他更为严肃的文学作品区分开来，但该小说中涉及的对于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等严肃话题的讨论仍然十分值得研究。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一个贯穿全文情节的主要人物——卡尔顿·迈亚特——一位从伦敦前往伊斯坦布尔经商的犹太葡萄干商人身上，并试图运用康奈尔的性别理论来分析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于其男性气质的影响。

　　研究格林作品的批评家斯特拉特福德发现，“犹太葡萄干商人卡尔顿·迈亚特不同寻常的名字来源于格林的亲生祖父卡尔顿·格林”。他提到，由于“格林是注重名字的人”（斯特拉特福，134），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得到了体现。迈亚特是一位精明而又勤劳的犹太商人，从事葡萄干贸易，同时在土耳其进行商业活动。他担心自己公司的土耳其代理商埃克曼自从加入公司以来就一直在欺骗他，于是决定亲自前往土耳其与他会面，并在火车上不停思考着可能的发生的各种情况。因为这本书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所以尽管迈亚特是一位从事业中获得了大量财富的成功商人，他仍然面临着来自同行乘客和列车员等人的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威胁。正如迪莫特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格林的30年代小说都可以被解读为“战争小说”，强调“潜伏在看似和平之下的暴力和野蛮行为”（迪莫特，117）。在小说中，迈亚特“感激地看到了金钱的魅力”，“其他乘客还没到，他就头一个通过了海关。他可以和列车员商量自己独占一个隔间……但他知道，由于自己是犹太人，这种安排会使他付出更多的代价”。他还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即列车员在工作中接受了他的小费，却仍然粗鲁而又轻蔑地对待他，“钱并不总能买到殷勤礼貌”，他感到自己“又落入了充满敌意的世界之中”（格林，11）。出于偶然，他认识了一位乘坐二等舱前往伊斯坦布尔工作却不幸在列车上生病了的舞蹈演员科洛尔·马斯克。出于同情，迈亚特为她买了头等舱车票，他们成为了一对恋人。当迈亚特中途发现马斯克从火车上消失之后，为了使自己心安他还是决定返回苏博蒂察营救她，但并没有成功，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曾见过对方。当这趟东方快车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迈亚特发现珍妮特·帕多——火车上最完美的、他甚至没有勇气多看几眼的女人——竟然是斯坦恩的侄女。斯坦因是他的生意上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商业伙伴，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故事以迈亚特认真考虑与帕多结婚并与斯坦因签订合同为结尾。商业合同由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经纪人埃克曼签署，以接管斯坦因的葡萄干生意。当他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迈亚特已然成为了一名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商人。

　　根据康奈尔的定义，霸权男性气质是“性别实践的形构，这种形构就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或说是用来保证）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康奈尔，77）。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间语境下，霸权男性气质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正如康奈尔所说，“在给定的性别关系模式中，男性气质占据着霸权地位，这个位置总是可以争夺的”（76）。对于很多不符合霸权男性气质规范定义的男性，康奈尔继续将男性气质分为从属性男性气质、共谋性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三类。同性恋男性气质是从属性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大多数不完全符合霸权男性气质规范但仍可以“从父权制红利，即男性总体上从女性的整体从属中获得的好处中受益的男人”（79）具有共谋性男性气质。除霸权男性气质的标准模式外，其他种族的男性被边缘化，具有边缘性男性气质。在这种分类中，康奈尔认为，霸权、从属和共谋男性气质只关注性别秩序，而边缘化男性气质则涉及“性别与阶级和种族等其他结构的相互作用，从而在男性之间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80）。

　　作为一名犹太人，迈亚特显然具有康奈尔所定义的边缘化男性气质。由于犹太人的身份，他不断面临着敌对情绪的威胁。尽管他付了额外的小费，但火车上的列车员仍以蔑视和粗鲁的态度对待他，并在他的背后说他的坏话。当他上车到了自己的包厢时，“他忘了自己的羊皮鞋已经被弄脏了，忘了海关人员在翻到他的两件丝绸睡衣时的无礼态度……有那么一刻，他好像到了家，不再需要用他的皮大衣、他在萨维尔街定做的服装、他的钱财以及他在公司中的位置来鼓励自己”（格林，11）。迈亚特购买了精美的鞋子、夹克和精美的手提箱，试图来证明自己是个成功的、符合霸权男性气质定义的男人。也就是说，他试图从边缘地位进入霸权男性气质的中心。在这里，当他试图通过使用性别策略来实现霸权男性气质时，就会发生霸权交易。正如陈在他的文章中所总结的那样，为了实现霸权男性气质所进行的霸权交易“有四个主要的性别策略：补偿，即通过满足霸权男性气质的定义来降低负面刻板印象的影响；转移，即试图将别人的注意力从能被感知到的刻板印象行为转移出去；拒绝，即拒绝承认刻板印象的存在或是拒绝承认其本身具有这种刻板印象行为；否认，即否认造成刻板印象的关于男性气质的文化假设的存在”（陈，591）。迈亚特采取了转移的性别策略，偏向于消费高档产品，以转移人们对他犹太背景的关注。当他在苏博蒂察营救马斯克时，在火车站进行调查的士兵们不耐烦地对待他。突然“他觉得人们也许不光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因为他在这个寒酸的环境中显出阔绰的气派而憎恨他”（格林，336）。在小说中，他第一次意识到金钱对于自己种族背景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使用的性别策略实现了他的最初目标——将注意力从他的种族背景转移出去。

　　虽然迈亚特并不具有霸权男性气质，但就他与女性的关系而言，迈亚特也从父权制中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他也具有共谋性男性气质。在当时的东方快车上，符合霸权男性气质定义的应该是有力量、受过教育并且富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男性，而迈亚特并不与之相符。在他邀请生病的马斯克去他的卧铺休息后，他自己选择在走廊上睡觉，因为他不想与种族歧视的列车员发生冲突。在寒冷的走廊上，他回想起以前在英国广场上与他的司机一同寻欢作乐时的场景。在广场上，“姑娘们成双结对地沿着灯火通明的街东侧走着，他们俩打量着她们的面孔。那是些为了在酒馆喝杯酒、乘快车兜趟风或寻欢作乐一番就危险地出卖自己的女店员”（格林，51）。对于迈亚特和他的司机这些享受着父权制社会带来的红利的男性来说，这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女孩只是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乐趣的商品。迈亚特将他在火车上遇到的两个女孩比作不同的物体。当他第一次看到马斯克时，他认为她“像圣诞节时摆满小灯、金箔和五颜六色的寻常礼品的乡村店铺的橱窗”（35）。马斯克失踪后，他向帕多询问是否见过马斯克，并认为帕多“是抛光的银器，她自身就具有价值。而科洛尔[马斯克]至多算得上一块漂亮的彩色玻璃，只是由于有人喜爱才有价值”（303）。在他看来，女性不过是可以通过具体物件来进行价值衡量的对象。在他前去营救马斯克的路上，迈亚特又一次对这两个女人进行了比较。“一时间，他把科洛尔[马斯克]想作一条引诱男人进去的小胡同，到了尽头，一面没有窗户的墙挡住了通路……他又想到了珍妮特·帕多，她好像是大街，两侧灯火辉煌，热热闹闹的店铺，大街总能通到什么地方去”（格林，331）。迈亚特的思想中充斥着物化女性的内容。在故事的最后，他打算与帕多结婚，也是出于这场婚姻将为他的葡萄干事业带来好处的考虑。具有共谋性男性气质的迈亚特从“女性的整体从属中获得的好处”甚至可以用具象化的金钱来衡量。

　　在《斯坦布尔列车》取得成功之前，格林实际上写了三本书，但其中的两本书都没有获得大众认可。他在这本小说的导言中写道，他是在匆忙之中刻意写下这本为了娱乐大众的书，因为他太需要写出一本畅销书来挣钱了。这本书在读者中很受欢迎，证明了格林的写作技巧行之有效。小说中形象丰满的人物也对这本书的畅销起了促进作用，迈亚特更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迈亚特在旅途中经历过痛苦的时刻。但是归根结底，他采取了转移的性别策略成功实现了男性气质，并解决了职业生涯中的危机。在故事的所有主要角色中，迈亚特是唯一获得圆满结局的人。他的成功伴随着被压迫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是帕多和马斯克这两个具体的女性，更是父权制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全体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