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敏

　　（广西大学 行健文理学院，广西 南宁530005）

一、引言

“文学伦理学批评同传统的道德批评不同，它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1]对于石黑一雄小说的批评研究，我们应该以一种伦理的立场来解读：何为伦理困境？如何进行伦理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在分析小说文本时，回到作者所描写的历史阶段了。

　　石黑一雄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移民小说家，他的小说风格独树一帜，与奈保尔和萨尔曼.拉什迪并称为“移民三杰”。《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成名作，整篇小说都是以主人公悦子的回忆为主。虽然她的回忆破碎，不完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零碎的表述中了解到故事的内容。小说故事的背景是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民众对于破碎的战后环境失去了信心。此时，美国大量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进入日本，为日本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于是，人们纷纷移民西方国家。在小说中主要刻画了两个日本妇女的形象：悦子和佐知之。她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妇女角色。一个是传统的日本妇女形象，另一个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新兴女性形象。她们都背负着不同的社会责任，面临着伦理的困境。那么，如何进行伦理的抉择是作者所关心的。

二、不同的女性角色

1.传统的妇女形象：悦子

通过悦子的回忆，读者可以了解到，悦子是二战原子弹爆炸中的幸存者。她的家人和恋人中村君都在爆炸中死亡，她也患上了严重的战后心理创伤。幸亏善良的绪方先生收留她，她才得以恢复正常。“你三更半夜拉琴，把所有人都吵醒了”[2]。之后，她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二郎。在两性相处中，她始终扮演着从属的角色，听从丈夫的命令，从不反抗。这种特质在二郎情绪发泄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二郎在与父亲下棋时，因为自身棋艺不佳，节节败退而恼怒不已。虽然，绪方先生尝试缓和气氛，教二郎要重新调整战略，不要轻易放弃。但是二郎拒绝接受父亲的教导，把怒气都发泄在了棋盘上。“茶壶侧滚，壶盖咣当一声开了，茶水立刻流到了榻榻米上。二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转过头瞪着流出来的茶水，然后又转回去盯着棋盘。看见棋子还立在格子上好像让他更加恼火。”[2]。由此看出，二郎在家中是暴君的角色，他主宰着家里的一切，谁也不能违逆。而此时的悦子只能默默地将地板收拾干净，丝毫不敢抱怨，还得想办法安抚公公的情绪。这就是典型的日本传统妇女的形象：忍耐、顺从、一切以丈夫为尊。

2.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新兴妇女：佐知之

佐知子是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在悦子的回忆中，佐知子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和女儿万里之是二战的幸存者。战后百废待兴，佐知子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带领女儿离开伯父家死气沉沉的环境，来到长崎自主生活。战后压抑的社会环境，以及爆炸给她带来的巨大恐惧，使得她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日本。为了凑足移民美国的钱，她请求悦子帮忙，来到面馆打工。她把离开日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美国大兵的身上，但是当她意识到对方有可能反悔时，她也能坦然接受现实，并迅速相处对策，这些都显示出她十足的现代女性形象。

　　小说中的两个女主人公，佐知子和悦子。一个代表接受了高等教育，向往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女性；一个是日本传统的女性形象，顺从丈夫，孝顺公公，爱护孩子。其实，我们通读全文后会发现，这两者是同一个人，佐知子即是悦子。小说里写到，多年后悦子的女儿景子因为无法适应英国的环境而上吊自杀，悦子为了缓解内心的内疚与不安，故意幻想出了佐知子这个人物。通过对比两个不同的母亲形象，悦子企图向她的女儿妮基展示出自己曾经是一名合格的母亲。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小说《远山淡影》中塑造了几个典型的人物：佐知子、二郎和松田重夫。他们有各自的伦理身份，背负着不同的伦理道德，也面临着不同的的伦理选择。

　　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都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当这些规范能够得到人们的有效遵守时，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地健康运转。马克思曾说过，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对人们都会提出“应当怎样行动”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即伦理道德规范。这种标准或规范既可以是某种规定的习俗，也可以是人为制定的规章制度。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母亲的形象应该是隐忍、牺牲和奉献。女性嫁人后，在家庭中应该孝顺公婆，服侍丈夫，爱护孩子。悦子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佐知子不同，她出身名门，接受过高等教育，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嫁给门当户对的丈夫后，她被禁止学习英语，安心的相夫教子。起初，她对于这样的安排毫无意义，但是战争爆发了，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亲人和丈夫都死于原子弹的爆炸，此时她面临着伦理困境。究竟是履行一个好母亲的责任，还是继续追寻自己的美国梦呢？从小说故事的结尾我们可以知晓，佐知子选择离开日本，追寻自己的梦想，最终导致了女儿景子的自杀。而小说中的悦子不过是她自己想象中理想的母亲形象，是不存在的。

三、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母亲的伦理身份之间的抉择

“公共伦理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要求和规则要求，涵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诸多内容。”[3]公共伦理可分为公德和私德、公共生活准则和人道主义。公共生活准则包括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务、保护环境等；人道主义的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和幸福，强调人生而自由的意义。具体来说，石黑一雄的小说里包含着人性关怀的伦理诉求：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权利。

　　二战结束后，日本成为一片废墟，遭受了原子弹爆炸的人们正在艰难地重建家园。此时，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进入日本，并得到了大肆的追捧。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悦子内心经受着巨大的恐惧与煎熬。她夜不能寐，半夜起来拉小提琴，经常精神恍惚，这都是战后的创伤综合征。出于求生的本能，她一直渴望能够离开日本，去美国过上新的生活。由此可见，作者表达了战后人们渴望过上自由民主生活的强烈愿望。可是现实生活并不能让人随心所欲，如何进行伦理抉择才是小说中值得读者探讨的。

　　尽管佐知子非常渴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是女儿万里之对于出国一事相当抗拒，甚至不惜自杀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此时，佐知子面临这艰难的抉择：是去美国追寻自己的生活，还是留着伯父家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了却余生呢？其实，她一直在挣扎。小说中，佐知子一直不停地向悦子说明她选择跟随美国大兵去美国的合理性，她说到，“万里子在美国会过得很好的，你为什么不肯相信？那里更适合孩子的成长。在那里她的机会更多，在美国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2]。我们都知道，佐知子就是悦子，所以这番对白无疑是悦子的自欺欺人之说。在美国大兵不辞而别的时候，回忆中的佐知子又改变了说法，她觉得留在日本对女儿景子会更好，她决定带景子搬回伯父家居住。可是，她却迟迟下不了决定，心里仿佛还在期望弗兰克能回来接她们。这就看出她对于追求新生活的自我意识尤为强烈。

　　除此之外，她霸道专制，从不肯倾听女儿的意见，一意孤行，给景子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起初，为了方便搬家，佐知子不惜溺死女儿景子心爱的小猫，给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景子来到长崎后经常做噩梦，梦见一个女人溺死自己的孩子：“她把手臂从水里拿出来，让我们看她抱在水底下的东西。是个婴儿。”[2]。这就是创伤后遗症。作为爆炸中幸存下来的万里子，在经受失去父亲和其他亲人的情况后，内心肯定已经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此时再目睹了自己心爱的猫咪无辜惨死，她的心中必定伤痕累累。之后，佐知子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执意要移民。可是对于景子而言，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她害怕了。她渴望回到父亲的伯父家里。那里有稳定的生活，舒适的环境，还可以饲养自己心爱的猫咪。可是这些统统都被佐知子忽略了。她忘记了作为母亲的职责，在自我梦想和母亲伦理身份之间她选择了前者。

四、男性对父权文化的反抗和对自由文明的追求

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父权国家，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现尊敬。因为对孩子而言，父亲在等级制上是高于他的。在日本，父亲承担的教育子女的人物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少。教育孩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妇女。“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一般只用眼神示意或者简单讲几句训诫的话就可以了。”[4]

　　小说里，悦子的丈夫二郎和公公续方先生就是典型的日本父子。小说开头，绪方先生来到儿子家暂住。通过悦子的描述可以看出，父子俩的关系很糟糕。尽管父亲尽力想修补父子之间的关系，但是被儿子无情地拒绝了。这一关系在父子下棋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二郎与父亲下次棋时落了下风，就想认输，并尽快结束棋局。绪方先生教育他不要轻言放弃，并提醒他如何重新部署战略。可是，二郎不仅无情地拒绝了，并且打翻棋盘来泄愤。看到这，读者可能会困惑为何两人关系如此糟糕？ 在日本，儿子不是应该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吗？小说在后面的情节交代了原因。

　　战前，绪方先生是当地中学一名德高望重的校长，备受学生尊敬。二战时，他大肆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鼓吹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鼓励年轻人积极参战。战争结束了，绪方先生也退休了。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刊物上看见了学生松田重夫发表的文章。文章里极力谴责了绪方先生这代教师对青年学生思想上的荼毒，认为他们过去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是极端错误的。绪方先生非常气愤，决定让二郎去找松田重夫理论。此时，二郎面临了伦理困境：究竟是遵从父亲的吩咐，还是坚定自己的理念呢？其实从两人对弈即可看出，二郎已经拥有成熟的思想和自己做事的风格，下棋时他不再愿意听从父亲的说教就表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对父亲的反抗。可是，日本的传统道德观念不允许他公然反抗父亲，于是他沉默地打翻茶具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文章一事，他也只能以工作繁忙无法抽身去找松田重夫为由来敷衍父亲。最后，绪方先生终于明白了儿子的态度，于是决定亲身去找松田重夫问个清楚。他说到：“我们也许是打了败仗，但是不能因此照搬敌人那一套。……我们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国家，辛勤工作让正确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2]松田重夫反驳道：“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孩子们的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了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叫他们不能看、不能问。”[2]由此可见，松田重夫已经打破日本传统的师生秩序，不再盲目听从老师的吩咐，而是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由此可见，二战后的青年们受到了西方自由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开始追求真理，不再受传统的伦理思想约束，敢于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五、结语

石黑一雄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包含了复杂的伦理关系。小说不仅突出了家庭伦理，也关注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特别是对二战后破坏世界和平的战犯的谴责和历史问题的深思。从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就要受到各种伦理的束缚。那么，如何处理各种伦理关系正是作者所探讨的。在《远山淡影》中，悦子一直在寻找个人的身份建构。对于女儿景子的死亡，她一直非常内疚。为了缓解这种情绪，她不得不在回忆中幻想了另一个自己——佐知子。她想通过佐知子和悦子的对比，来获得小女儿妮基的认同——她是一名好母亲。她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遵从日本传统文化里母亲的伦理规范，她选择了自我的生命意识。而二郎与松田重夫所面对的则是父权文化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二战后，青年们拥有了自主思想的机会。他们可以挣脱传统伦理道德对他们思想上的束缚，敢于对错误的思想说不，也敢于打破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权文化和师生秩序。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在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时，往往会忽视了亲情。就像佐知子在追求美国梦的过程中，完全忽视景子的情感需求，导致了她的自杀。二郎对于绪方先生无情的拒绝导致了父子关系的疏远，以及松田重夫对老师冷漠地控诉让绪方先生情绪低落。其实，这些故事情节都反映了作者希望个人在做出伦理选择，完成伦理责任后，能适当地兼顾旁人的感受，这也是小说所传递出来的人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