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腾

　　摘要：“多余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形象，其中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叶甫盖尼最为出名。“零余者”是中国作家郁达夫在受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影响创作的人物形象，它与“多余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与《沉沦》中的“他”为例，对“多余人”与“零余者”进行对比。

　　关键词：多余人;零余者;异同对比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3-0075-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52

　　一、引言

　　多余人形象最初诞生于19世纪前半期的沙皇俄国，自该形象诞生以来，备受各国学者的关注。在几乎相同时期的中国也诞生了类似的“多余人”形象。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出身名门，但厌恶上流社会的种种罪恶，可他又对社会的腐败无可奈何。

　　在百年后的五四运动中，受到“多余人”的影响，中国作家逐渐创作出了属于中国文学界的“多余人”——“零余者”。其中以郁达夫创作的文学形象最为出名，例如《沉沦》、《南迁》、《胃病》的主人公。他笔下的“零余人”形象最为不堪且痛苦，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就是“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多余人。

　　虽然“零余者”是受“多余人”的影响而诞生的，但二者出生地远隔千山万水，其背景和意蕴皆有不同：叶甫盖尼·奥涅金与“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就这二者形象进行对比，以小见大，寻求“零余者”与“多余人”的普遍异同。二、时代的“宠儿”与“弃儿”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在物质层面上，他们是时代的“宠儿”。他们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在思想层面上他们却是时代的“弃儿”。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動，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远离人民，被人民视为“怪人”，最终碌碌无为，一事无成。19世纪俄国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均出现了“多余人”形象：普希金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及《茨冈》中烦人“俘虏”与阿乐哥，《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还有赫尔岑《谁之罪》中“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等。“多余人”的人物形象即当时俄国上流社会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

　　“零余者”是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作家受到俄国作家影响所创作出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例如：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和郁达夫笔下的“他”。本文主要通过郁达夫的小说来分析“零余人”。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零余者形象，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时代所抛弃，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但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思想大爆发的年代，又可以说是时代的“宠儿”。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戕，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漓，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下面将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与《沉沦》为例，对“多余人”与“零余者”进行对比。

　　二、“多余人”与“零余者”之同

　　虽然“零余者”与“多余人”出生的时代、国籍、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行为特点和精神却显示出共同之处。

　　“多余人”作为贵族青年，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像叶甫盖尼·奥涅金那样“无论是写信或是讲话，法语都用得非常纯熟;他会轻盈地跳玛祖卡舞，鞠躬的姿势也颇为潇洒”。旁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按照许多人的评议（这些评论家都果断而且严厉），还有点儿学问，但自命不凡”。在公众场合下叶甫盖尼·奥涅金总能侃侃而谈，吸引众人目光：“他拥有一种幸运的才干，善于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不疼不痒地说天道地，也会以专门家的博学神气在重大的争论中保持沉默，也会用突然发出的警句火花把女士们嫣然的笑意激发”。甚至对于外语，奥涅金也是信手拈来：“他懂的拉丁文也还够多，还能把鲁维纳尔谈上一谈”。同样，作为“零余者”的“他”也是一名才子。《沉沦》开篇便写到“他”“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之后几页，又描述到“他”一口气将“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翻译成中文。此外，“他”①不仅在国内上了中学，更在日本上了大学，并且从他能和日本人正常交流看来，他②的日语水平也不差。

　　“多余人”与“零余者”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都有纠正这个社会的愿望，他们的精神层次远远高于他们的物质层次。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是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时值十二月党人革命出师未捷，但民主思想在俄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奥涅金正是一个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贵族青年。他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向世人说明国家富强的根基，希望“把古老的徭役制度改为赋税，减轻农奴的重担”。他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俄国上层社会的一股清风，在如同死水的沙皇旧制度里激起涟漪。郁达夫的“他”所处的时代则更加危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大陆上横行，五四运动揭开了反帝反封的序幕。五四运动的反抗精神在“他”身上有着深刻体现“，他”对于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服从，虽然“他”在日本留学，却时刻想着对帝国主义复仇。他也无时无刻不在为祖国的命运担忧，时常哀叹到：“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从“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奥涅金的影子：一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进步者。二人虽处在不同时代，但就历史进程而言，19世纪初的俄国与20世纪初的中国所经历的变革是相似的。奥涅金与“他”的思想的先进程度远超他们所处的阶级——贵族阶级和知识分子阶级。他们身体里流淌者旧社会的雪，但精神里荡漾的是新时代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