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欣 王天瑜

　　摘要：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当时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变化，中国画与明代服饰也因此发展到一个巅峰时期。二者亦因人们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联系，中国画元素在明代服饰中得以运用。

　　关键词：中国画;明代服饰;审美观念;图案;色彩;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7-0155-01

　　“汉服”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在当下得到弘扬与传播，这不仅有益于发扬汉服文化，亦对中华文化的宣传具有积极作用。在汉族人统治的封建王朝里——汉、唐，汉服得以起源与发展，其制式与审美则在明代达到了极高水平。

　　明代服饰取前朝服饰的优点，通过创新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风格。作为开国大事之一，每当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时都会“改正朔，易服色”。明代服飾的发展繁荣除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外，更与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有关，这些发展强化了明朝对纺织业的重视。另一方面，中国画在明代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明时期的绘画活动非常繁盛，宫廷画更是达到了超前水平，这也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社会变化有关。

　　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吴门画派雅俗共赏的绘画风格则推动了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人物画等多种题材的发展。文人画在后期形成了多元的发展趋势，其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对当时的工艺美术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涉及到了工艺制品。有文人为追求更强的艺术性，参与到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中或直接与工匠合作，这给中国画与工艺品的融合创造了更大空间。

　　到了明晚期，商品经济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这使部分画家在繁荣的社会里产生了创作心理上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其作品在创作目的、题材内容、审美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绘画技巧等方面的改变。也正是这些变化使中国画与“尘世的物质一服饰这样一种工艺制品紧密结合起来，使中国画元素在明代服饰中的运用成为明代服饰独具特色的原因之一。

　　从丝织品的图案装饰可见中国画元素在明代服饰中的具体运用。绢本绘画是中国画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组成部分，传统绢本绘画在汉代开始发展起来，早期的中国画也多是以绢本为载体、以毛笔和墨为工具绘制而成，且多善于运用线条进行造型、运用植物或矿物颜料进行色彩晕染。

　　从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图》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在绢本绘画上对于线条的运用非常具有表现力。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绘画方式，中国画与丝织品的手绘装饰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明代丝织品的品种在生产力的保障下进一步增加，除丝织品的实用价值基础外还非常重视图案的装饰性。

　　从工艺上看，不仅有采用纯粹的手工绘制，还有用绢本绘画的方式。清代方薰在其所著的《山静居画论》中描述：“画稿谓粉本者，古人于墨稿上，加描粉笔，用时扑入嫌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今画手多不知此义，惟女红刺绣上样，尚用此法，不知是古画法也”。丝绸的纹样装饰多在偏浅的底色上用鲜亮又不失柔和的色彩绘出植物装饰，并运用工笔画的艺术语言和处理方式较为写实的画出这些花卉。

　　明代服饰的色彩也体现了其对中国画用色的借鉴。我国嘉兴出土的明代曲水地团凤织金双鹤胸背大袖衫就显现了其华贵优雅的色彩感受。丝绸在明代生产力的发展下进一步成为达官贵人的服饰面料甚至是室内装饰物，其观赏性功能相较于实用性大大增强。

　　此外，植物种植种类的增长令印染染料和绘画染料的材质获得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缫丝技术的进步也使审美观念能被更好的表达，中国画元素才得以被频繁且灵活的运用到服饰的制作中，例如中国画的色彩理念被广泛应用到印染方式在印染设计。

　　从明代宫廷画家黄荃的作品可见明代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对色彩的运用大胆却具有规章——明代的中国画特别是宫廷画一般以蓝、红、黄、青等为主色，以彰显皇家富贵，服饰亦同。明代服饰的面料在图案上也讲究色彩的选择，中国传统的工艺装饰图案在题材和内容上不仅讲求形式的美感，更强调好的寓意。图案的绘制与颜色的印染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为保障图案的完整性，明代规定印染要在服饰的特定位置进行，这与中国画具有相似性且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这种根据主观需求对图案进行的设计不仅有艺术效果，还体现出社会层级感。

　　中国画元素在明代服饰中的运用使明代服饰的制式、细节和气息等更为优雅与精致，其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画在题材上的多元化吸收，二者的融合是一个互取所长的过程。一方面，明代服饰为我国传统物质文化留下了诸多文化遗产;此外，中国画元素在其中的运用也使文化的多样性与互融性得以显现。这些经验对于艺术创作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都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方薰.山静居画论[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2]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王熹.明代服饰研究简述[J].明史研究，2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