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倩

　　摘要：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一经发出，便在学界引起争议，如文本是历史的，视野是当下的;文本是客观的，意义是固有的，而阐释是无限的;阐释前有前置前设立场是被否定的，没有立场又如何去阐释。这些问题不容忽视，影响到了文学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强制阐释;矛盾;调和;有限;无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8-0001-02

　　一、文本是历史的，视野是当下的

　　一部作品的產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作者如何去建构文本，与当时主流的建构方式有关。就像福柯的“权力——知识”共生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文本虽是历史的，但文本需要当下的人来阅读和理解，“因此人们对于文本就有两种理解——历史理解与当下理解：从而文本也就有两种意义——历史意义与当下意义”。对于历史的文本与当下的视野，该怎么选择，孰重孰轻，在阐释学中对此有两派对立的意见，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古典阐释学主张对于文本应通过历史理解去把握其历史意义，应该把其历史的事实本意原封不动地挖掘出来，因此它只谈对文本历史意义的理解，不关注如何把当下的视野应用到历史文本上。如现代阐释学派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观照历史时，“即使是历史方法的大师也不可能使自已完全摆脱他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民族立场的前见”。现代阐释学派认为，人们如果要正确把握历史的话，那就不能忽视阐释者当下处境、自身主观因素和生命状况的影响，必须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

　　伽达默尔的观点导致了晚近西方文论中关于文本释义的“当下论”，主张通过当下理解去把握起文本的当下意义。对于文本的当下理解可以对文本原意有所发挥，但是不能歪曲文本的本来含义，用当下理解强制文本历史。“同样，用新的理论去回溯旧的文本更应警惕，可以用新的眼光认识文本，但不能用今天的理论取代旧日的文本”。

　　古典阐释学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进行文学阐释紧紧抓住历史意义，这一文学阐释的方式本身无可厚非，历史已经过去，无可捉摸，没人能够把握住历史意义。现代阐释学强调文本的当下理解，认为处在当下的人必然要受到当下的影响，因此只能对文本进行当下理解，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科学性。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对文本进行当下理解的同时也必须要尽可能的尊重历史。

　　二、文本是客观的，意义是固有的，而阐释是无限的

　　首先要讨论的是，文本本身有没有客观的、固有的意义。英美“新批评”主张，文学文本后面有确定的、本质的意义。“阐释学派”的代表人物赫施，虽然不同意“新批评”的论断，但他高扬的“作者意图论”，坚信作者的意图才是解释文学文本的唯一合法的根据，也是认为文本有客观的意义。1917年异军突起的俄国形式主义，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式，即相信文学文本有某种内在的、客观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文学研究方法重视或只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即文学语言及语言的形式技巧，类似于诗学的解析。新批评与其相似，进行文学研究的焦点是文学语言的构成形式和表现技巧，通过细读文本来挖掘文本后面的意义。由此得出，这两种文学阐释观都认为文学作品含有某种内在的意义，只要通过细读文本和词语分析，就可以把这一意义揭示出来。

　　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的是60年代后期粉墨登场的解构主义思潮，也即是后现代理论。这种方法论不再认为文学文本有本质意义，作者被读者取代，作品的意义不再仅仅是来自作者，读者同样也在生产意义，就像巴特所认为的那样，阅读也是一种“写作”，从而文学阐释便有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本质主义的思路，它彻底否认了任何本质性的、客观的和固有的文本意义的存在”。这种模式为文学打开了新的通道，但是这种文学阐释的随意性对文本是一种暴力，因为它彻底否认了任何固有文本意义的存在，在这里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意愿，把文本任意建构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在实际的文学阐释中，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派并不只是执着于文本的语言文字、形式技巧，也有针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考量，同样后现代理论并不只是文化政治思潮，在阐释文学作品时也离不开一些文学性的基本范畴、方法和原理。

　　文本是否有固有意义，就笔者看来，首先从作者层面来看，大部分作者在写作之前，都是有计划的：茅盾写《仔夜》，目的就是通过书写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来揭示当时中国的性质。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他将写作这本书的心路历程、计划和意图，很清楚的记录在其杂文集《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甚至包括每天要写完哪些情节，要写够多少字，以及这本书必须要在什么时候写完，他能够严格按照要求完成每天的任务，每天三千字，而且在自己预定的最后期限恰好完成整本书。阐释永远不会停止，也就是说即使文本有客观的固有的意义，阐释仍然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像张江先生所说的那样“阐释是有边界的，而边界是变化的”，人的经验是无限的，文本和阐释可以被不断的颠覆。

　　三、阐释前有前置立场是被否定的，没有立场又如何去阐释

　　该问题和直接来源张江先生的《强制阐释论》，在文中张江提出了一个“主观预设”的概念，这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弊端。张江对主观预设厘定了三个内涵：

　　第一是前置立场，这是指文学批评者在文学阐释前，已经事先确立了姿态和站位，他们的目的不是解读文本的内涵或挖掘宝藏，而是为了表达和证明自己的立场，而且常常是非文学的立场。

　　第二是前置模式，这是指阐释者预先就确定好了模板和框架，然后简单粗暴的框定文本，做出符合目的的批评。同时这个模板又是万能的，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用它来框定一切文学文本。就像工厂生产器皿一样，只需要把原料倒入模子，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形状。西方文论中最典型的就是“符号学”，它是万能的，可以用数学物理的方法，采用抽象的公式来阐释所有的文学文本。

　　第三是前置结论，这是指批评者在批评之前已经确定了批评结论，他们的批评路径不是从文本而是从既定的概念和结论出发，其目的不是分析文本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就如同按图索骥，为证实前置结论寻找根据。

　　周宪认为这个提法会引起争议，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不可能没有现在的立场和前见，这是进入阐释的不可逾越的前提，不带任何立场的阅读和阐释是不可能的。先在立场之所以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阅读、阐释文学作品时，这种先在的眼光不是以明确的理性思考方式确立的，而是以潜在的、不自觉的方式暗中影响、制约着阅读和阐释过程”，而且“阐释过程是极为复杂、精细的，先在的眼光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一定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阐释的结果与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仅仅由先在的立场所决定”。周宪所揭示的是另外一种概念，即潜在的立场，可以说是对张江先生论点的补充与延伸，从而使概念更加清晰。姚文放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辨析。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先研究后叙述，先充份占有材料，去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然后再将其叙述出来。

　　那么马克思的“先验结构”与张江批评的“主观预设”是一回事吗？姚文放是这样对二者进行界定的：第一，马克思所说的“预设”是以大量的研究工作为前提，而“主观预设”则缺少前期的研究工作：第二，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来说，合理的“预设”其前期研究的是以文学为对象或切近文学本身的，而“主观预设”则远离文学甚至第非文学的;第三，合理的预设即便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会顾及文本自身的文学性，而“主观预设”只是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忽视了“文学及文学理论之间的互恰性和消融性”。由此可明确二者的界限。

　　张江批评“主观预设”的观点是成立的，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是因为学内界人士对一些细小概念的看法没有达成一致，比如“立场”二词的含义。不过好在圈内人士对这些问题给与了补充和延伸，使有关“强制阐释”的论点都逐渐明析。由此也可知，张江批评说文学阐释前有前置立场不可取是正确的，朱立元说一切文学阐释不可避免的会有现在立场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各有所指。

　　四、结语

　　第一个“矛盾”，文本是历史的，视野是当下的，但是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返回，只能尽可能的靠近，而承担此任务的又是具有当下视野的当下人。

　　第二个“矛盾”，文本是客观的，意义是固有的，而阐释是无限的，但是无人能确认什么是客观，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客观，而且总能找到新的渠道去阐释，这可能就构成了阐释了无限性。

　　第三个“矛盾”，阐释前有前置立场是被否定的，没有立场又如何去阐释，被否定的前置立场并不是指所有的文学立场，而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与文学无关的生硬立场，不同于通过研究文本而确定的符合该文本意义的立场。

　　可知这些矛盾只是看上去合理、有说服力，但是经不起推敲和辨析，文学阐释活动会一直继续。

　　参考文献：

　　[1]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06）.

　　[2]周宪.也说“强制阐释——一个延伸性的回应，并答张江先生”[J].文艺研究，2015（01）.

　　[3]朱立元.关于“强制阐释”概念的几点意见补充[J].文艺研究，2015（01）.

　　[4]姚文放.“强制阐释论”的方法论元素[J].文艺争鸣·理论，2015（02）.

　　[5]（德）伽达默尔.《镇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陆杨.评强制阐释论[J].文艺理论研究，2015（05）.

　　[7]张江，一拉莎白·梅內迪，马丽娜·伯恩蒂，凯撒·贾科巴齐.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J].文艺研究，2017（06）.

　　[8]（德）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