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鑫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锦生润票号成立于庚子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总号设于太谷，于民国6年（1917年）倒歇，历经14年。

　　在票号发展史上，锦生润起步较晚，最初投资不大。第一任经理张子宽曾担任过祁县慎涌钱庄天津分号的掌柜，业务熟悉。此外，曹家存放款业务多，信用度高、实力雄厚。正如曹氏第二十一世孙曹润堂墓志铭所言，“柘庵曹君特以名德显”，他造福乡梓，致力于家族商业，锦丰泰、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等曹家所有“锦”字商号皆由他创立。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润堂被选为山西商会总办，商界威望高。二十世纪初，票号机制已经发展成熟，锦生润以大号统辖小号为主要管理方式，先后开办祁县、平遥、忻县、北京、天津等15处分号。加上严格的经营管理，曹家于1906年和1911年分别追加投资3.2万两和0.8万两，资本从最初的3.2万两白银增至7.2万两。尤其是此时整个票号步入衰退期，锦生润业务仍然得到相对较快的发展，从后起之秀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为其他票号不能相比。

　　1906年，锦生润由最开始的4家增加到北京、天津、赤峰、锦州、张家口、喇嘛庙、凉城、沈阳、营口、获鹿、承德、祁县、平遥、忻州14个分号。

　　由《中央银行月报》7卷1号可知，1906年的盈利是1903年的703.9%，业务比最初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多，这是其收益的黄金时期。

　　辛亥革命是锦生润衰落的重要转折。值辛亥革命，土匪蜂起，生意萧条，银根紧急，与票号息息相关的钱货庄等歇业拖累，唇亡齿寒，票号业也急速减缩。

　　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顺天府臣丁乃扬为会融停滞典当维艰据情请款接济的奏折》载：“况今川鄂猝遭变乱，影响所及，京师地面摇动，人心惶恐，各家当铺竟有心存观望，止当候赎者……迄今半月以来，银行，钱庄屡遭倒闭，炉房间有停拨……难资周转。”旧历正月十四夜里，“商号被官兵带领土匪多人，手持快枪，砸门进院，入室行劫，将（锦生润）号内银钱衣物、家具等件搜抢一空，共计值银九千一百余两”。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军队散漫，各地土匪趁乱抢劫，商号纷纷倒闭，为商号提供金融服务的票号不仅面临战争损失，放出的款项不能如数收回，除巨额损失，还有存户纷纷提款，票号发展岌岌可危。“票号当辛亥时犹存二十六家，迨至民间之初，其环境渐渐不佳……民国五六年至七八年间，票号二十余家即相继倒闭。”而此时，“太谷帮家数甚少，久已倒闭。唯曹氏之锦生润，巍然独存，而去年东省羌帖之害，赔累甚多，今亦闭门收账，不复营业矣。”此时锦生润票号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没有宣告收歇的票号，虽表面仍照常营业，实则或已着手理账，或另筹别图，票号发展的大衰落已是大势所趋。

　　由营业统计清单来看，红利由1906年的51948.5变为1917年的-84762.17，虽然没有歇业，但一段时间内已经处于亏损状态。1917年锦生润分号由1906年的14处仅剩赤峰、沈阳、凉城、获鹿、喇嘛庙、北京、天津、张家口8处，入不敷出，被迫歇业。

　　锦生润票号出现在票号行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也是传统票号业务被新兴银行业竞争、替代的时代。发展到辛亥革命更加速了票号的衰落。

　　“民国元年（1912年）旧历正月十四日夜10点钟时，锦生润天津分号被官兵带领土匪多人，手持快枪，砸门进院，入室行劫，将号内银钱衣物、家具等件搜抢一空，共计值银9100余两”，各分号也相继倒闭。

　　金融机构的数量是金融业发展的直观体现。票号衰败阶段,祁太平作为金融中心遭受巨大影响,锦生润是票号发展盛极而衰主动收歇的个案。锦生润票号的衰败有其自身原因，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