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超逸

　　（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200241）

一、前言

梁漱溟是我国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后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我有幸读了梁漱溟先生《我的人生哲学》这本书，书中语言浅显直白，却又不失深刻道理，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带给我梁漱溟先生对于人生的透彻感悟和深刻理解，更引起我对元代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崭新的启发和认识。我另辟蹊径，结合书中提到的“人生的意义”和“三种人生态度”两个篇章，为元代绘画的成功总结了以下三点原因。

二、元朝特殊的政治环境

元代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较特殊的时期，少数民族完全占领中原，文人集团被割裂隔离，画家文人丢掉了为官上进的机会，流落到社会最底层。元朝的创立者忽必烈不仅以中国王朝史上的皇帝自居，而且从蒙古“大汗”的角度来立法决策，使用少数民族特权实行统治。蒙古统治者始终心怀戒备，做出各种歧视性的政策规定。①一些有识士人即使有才华也无用武之地；即便在朝为官，也受到排挤，得不到信任。因此，在这样一种压抑苦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风气下，元代文人只能尝试从其他的途径来实现自我价值。

　　为什么最后选择了绘画呢？因为，选择文字这种方式作为抒发悲痛苦闷心情的手段是十分危险的，一些消极的、反对新朝代思念旧朝的思想是不宜公开的，一如郑思肖写的诗集只能放在井里保存起来，直到三百多年以后才被人发现②。文字也缺乏一定实用的经济价值。而画作既能含蓄隐晦却又能饱含丰富深刻的内容，足以让一些旧朝遗民画家寄托哀思，表达苦闷，如：郑思肖画的兰花只有花叶而无根，意为国为元亡、士无着土，寄托追思故国的哀痛；龚开擅画马，但所画之马全都瘦骨嶙峋，反映前朝旧臣的落寞和心怀故国的哀思；同时，绘画也更能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所以很多文人选择绘画这种相对平静含蓄的方式来作为自己宣泄情绪的突破口，且依靠其得以生存，走上了纯粹的艺术道路。绘画对于元代文人画家来说，是在无法实现政治抱负之后选择的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寄托和归属，同时也是一种反抗和宣示，表明文人的立场：既然不能为官，那他们也不屑为官，不屑成为皇权的依附和附庸文化的末节。他们有更崇高的人生追求，去追寻更高尚的艺术境界和精神自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生活环境让元代画家有了投身纯艺术的选择。

　　同时，元代不设画院，没有一个占据主流地位的权威文化体系，对文化领域的建设也不够重视，不像唐朝有古文运动，宋朝有画院和新儒家体系，明朝有理学的大兴，清朝有朴学的存在③，元代自由松散的文化氛围使得画家们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地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心情来作画，造就了元代绘画不拘一格、崇尚写意的特点，激发了元代绘画的多元化和自觉性。

　　我们说，一件事物的成功必须要满足“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条件缺一不可，此“天时”虽不能与诸葛亮草船借箭中的“东风”相提并论，但当时文人画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确实为造就元代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代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推手，无形中对元代文人和文人画施加压力，推动其向前进步和发展。

三、元代画家从“厌离”走向“郑重”这一心理态度的转变

梁先生在书中提出人生的三种态度。其第一种人生态度是“逐求”，这是一条世俗之路，向外索取之路，这条路是对仕途为官、功名利禄、身份地位的追求。世俗社会中的人往往追寻这条道路，画家和文人也不例外。但在元朝，摆在画家和文人面前的这条世俗之路走不通了，他们被迫去寻找其他出路。元代画家仿佛是被赶出了家门一般，生活在无奈、落魄和耻辱之中。处在这种境地的人很大程度上会产生消极悲观情绪，向往出世的自由和轻松，走上梁漱溟先生提到的第二条路——“厌离”之路。这是一条宗教之路，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的回避。元代文人在仕途无望之后选择远离官场、归隐山林的这样一种心情，实则就是“厌离”的表现。不论是《夏山高隐图》、《青卞隐居图》，还是《富春山居图》等，无不流露画家们对自然天地的向往和畅神。一个人在无法向外逐求的时候，就只能向内探索，因为此刻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由的。所以当心灵被进取无门、仕途无望的压抑和失落笼罩时，元代知识阶层的心态很自觉地开始向精神世界、向大自然、向无目的无功利的状态回归。

　　而当画家们开始潜心投身绘画，寄情山水中时，他们又得以从“厌离”走向了“郑重”。梁漱溟先生说：“郑重即是全副精神照顾当下，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④梁先生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经验和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我们：“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是很不容易的，普通人都是从逐求态度折向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向郑重态度。宋明理学家大都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而又归于尽力于当下的生活。”⑤

　　元代画家钱选，身为南宋末年乡贡进士，才刚刚踏上仕途就面临改朝换代的变故。他将所撰著作烧毁，拒绝元朝的征召，绝意宦海。但他没有停留于厌离，他选择顺从命运的安排，以绘画为生计，成为职业画家，并全身心投入其中，苦心钻研绘画理论，最终提出“士气即隶体”的绘画理论，和赵孟頫一同成为倡导文人画的主将，对元代山水画发展起重要引导作用。钱选归隐山林，独善其身，流连诗画，以终其身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是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⑥。元代画家的郑重，是在仕途无望的压抑苦闷下，不被外界环境所困扰和束缚；是在经历和回看这些苦痛之后，仍然尽最大力量去面对当下的生活，达到一种对人生的明白通透。如黄公望早年一心想为官，从小吏做起，却因投靠贪官而遭受牢狱之灾。出狱之后，他便以卖卜为生，入全真教做起了道士。如果没有为官失败的经历，我想黄公望未必会入全真教派，也就没有后来的学画经历和在道教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平静潇洒、简淡空灵的独特的个人绘画风格。

　　元代画家经历改朝换代，仕途无望的遭遇是悲惨的，这种由时代造就的人生悲哀是个人无力改变的。虽然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这不够公平，但可贵的是，元代文人们能够从这样的一种悲痛苦闷屈辱中走出来。他们没有终日郁郁苦闷一蹶不振，或是隐匿山林再无作为，他们没有把远离官场、归隐山林当作一种逃避的手段，而是将此作为一个新的人生选择，将绘画作为一种表达情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载体。元代画家所追求的“隐”和元代绘画中所表达的山水意境并不是隐匿于山林、远离人世的意思，而是画家们希望能够在山水自然中找到自己情感的依托，获得一种超脱和精神上的畅快。他们追求的“隐逸”是一种“心隐”和“高逸”，追求的是超越世俗的虔诚信仰和脱离名利的超脱淡然。文人们与身俱来报效天下的责任和使命感，在元代终于被放下了，可以说是元代文人们释怀了，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找到了绘画这样一种方式，已经足够排解内心的情绪，这需要勇气，需要学养，使他们足以在创作是逾越眼前的现实世界，抵达心中之镜。⑦这样一种从逐求走到郑重的心理态度的转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元代绘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用心思“创造”

梁漱溟先生在书中说：“人生的意义在创造！人生的意义就在他会用心思去创造。”⑧元代绘画非常富有创造性。宋朝设立画院，重视院体画，虽有苏轼等文人开创文人画思想之先河，但文人画真正落实并发展还是在元代。

　　在绘画的技法上，元代绘画将笔墨形式推向高峰：赵孟頫推崇“复古以开新”和“书画同源”的观点，要求以“写”代“描”，书法用笔，创造出荷叶皴；黄公望发展了类荷叶皴和长披麻皴，开简淡苍茫，笔简意繁之风格；倪瓒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折带皴，把简约之风推到极致；王蒙多用牛毛皴，“密体山水”蜷曲而富有动势……这些创造性的笔法让元代绘画富有活力和多样性。在色彩上，元代提倡返璞归真，设色淡雅。如：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图》用淡赭、青绿和墨敷染，发展“浅绛”技法；钱选的《浮玉山居图》用汁绿、螺青和墨，开元代绘画特有的设色创格。在构图上，元画突破宋画“山大于木，木大于人”⑨的布景方式，通常从底部的坡石开始，选取作品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些的地方画前景树木，占据画幅比较大的比重，随后以水为隔往后发展，添加中景和远景，发展元代特有的构图形式。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长卷式体现了元人在构图上的创新精神⑩。在思想上，元代绘画提倡“古意”和“逸气”，强调精神而忽略物象，是一种心性的表达，在于创造一个关乎精神世界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梁漱溟先生在《我的人生哲学》中讲述的是人生的道理，但一个朝代的兴衰，一个事物的发展和兴盛也是同样的道理。万物都源于创造，发展于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梁先生说：“创造的本意有两种，一是表现于外面的“成物”；二是表现于生命本身的“成己”。?在政治大环境下，元代画家投身艺术的本意是为了“成己”，但“成己”的同时也“成物”，这使得元代绘画以文人画为代表走向高潮；而元代画家更在“成物”的同时成就了自己，得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高逸脱俗的品格和至高的艺术成就，从而成为一代艺术大家，造就了中国山水画历史上的一座高峰。

　　注释：

　　①范琛.蒙元统治及其对元代绘画的影响[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6(03)：42.

　　②陈文璟.元代绘画十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7.

　　③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14.

　　④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8.

　　⑤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⑥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3.

　　⑦常欣.元代绘画的“写意”“笔意”与“意趣”[J].中国书画,2018(08)：18.

　　⑧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3.

　　⑨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268.

　　⑩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268.

　　?常欣.元代绘画的“写意”“笔意”与“意趣”[J].中国书画,2018(08)：18.

　　?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