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蕊 尤 燕 段湘君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北 沧州061001）

一、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发展及研究方法

1.学科最初比较主义的创建。19 世纪在文艺复兴、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激发了奥地利音乐史学家阿德勒(Guido Adler)构思出了音乐学的大纲(《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1885)。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实证主义要求：首先确证事实,然后构架规律,即从事实出发,以归纳的方法概括出事物的规律。用阿德勒的话来说,“音乐史学研究的焦点”首先是“调查不同时期的艺术规律”；然后“研究这些规律及其有机组合与发展”,“艺术史学家所用方法如同自然科学家；即用归纳法……强调艺术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方法相似”。

　　2.过渡时期的民族主义。十九世纪,当比较音乐学尚未兴起,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了民族乐派的运动,以对抗德奥为思想主导,作曲家开始收集自己国家的民歌,既丰富创作，也进行研究,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相对德奥中心地位的欧洲边缘国家都出现了自己的民族作曲家, 形成了边缘—中心对抗的格局。其中最突出的是东欧民间音乐研究,在19 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全面的民歌复兴运动。

　　二十世纪,一战后,以匈牙利的巴托克和罗马尼亚的布勒伊洛尤为代表的学者, 在融合了比较音乐学和传统的民间音乐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上德奥传播学派的影响。他们除了收集记录民间音乐外, 也注意到了田野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及文献资料的概括体系。对音乐的进化、起源、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重建等,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通过比较，直接找出音乐的共性和共同的基本概念,坚持“原汁原味”的传统特性。此外,由于东欧多民族的结构,一些少数民族始终保持着特有的文化,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亚文化。因此在东欧概念的民族音乐学，后来人们为了区别就称之为“音乐民俗学”——其中,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就显得尤其重要。

　　3.美国人类学理论与欧洲音乐学对立面的磨合。随着二战的爆发、欧洲比较音乐学的解体,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从主观上看,美国的确具备了接纳这一新学科、并继续发展它的思想与学术基础。五六十年代,胡德把美国民族音乐学从人类学引向音乐学的方向, 引起美国人类学家的很多不满,：民族音乐学可从两个方向来研究,人类学和音乐学,最终得出的目标是二者融合。但从民族音乐学文献来看,此目标还未实现,因为大多数的著述仅仅局限于研究音乐本身,而从不提音乐所产生的文化背景。民族音乐学主要专注在乐音和结构上,因而强调音乐学因素,而很少考虑人类学因素。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方面并不发达、也不为人们所理解。音乐人类学,是在音乐学家和人类学家范围之内，就音乐学而言,它提供了所有乐音产生的基础、以及最终解释那些乐音和声音过程的框架。就人类学而言,它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类生活中的产品及过程,因为音乐是人类智力行为中一种复杂因素。没有人的思考、行为和创造,乐音不会存在；而目前我们对声音的理解要更多于对产生音乐的全过程的理解。

　　4.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转向。20 世纪60 年代末,就在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主宰民族音乐学的时候,兴起了一股以文化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语言学分析的运动,即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一潮流在70 年代达到高潮,并延续到80 年代。

　　5.后现代主义——多元的杂交。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资本主义跨国、跨地区的政治一经济超级联合，以及过去各种处于政治边缘的群体（种族、性别、阶级等）的兴起，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现代西方文化在经过数次裂变之后，也推进到后现代时期。这是一个多种思潮碰撞杂交的时代，其特征为：消解中心，复苏边缘，非同一性，求多元化，不满足于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下文仅简述影响民族音乐学的一些主要思潮。

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只有把我们传统的音乐形态当作技术的基础，将中国的单旋律为主要体系的音乐同西方的和声化体系的音乐相结合，我国的传统音乐才能更容易被西方接受，避免出现排斥现象，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音乐还保留住了其本有的特点和更好发展。基于以上的影响，西方传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及思维体系也在影响者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它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对于传统音乐的记录，各地方民族音乐志、音乐专版的相济编撰，以及对于本民族音乐多元化的平等对话和研究。田野考察的方法引入，使得很多地方性的音乐更加注重实地的考察及原生态的保留和传承记录，也更加注重民俗民风文化的保留。也在研究中更加注重人文环境的融入及注重音乐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学术环境和学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