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可佳

　　摘要：多罗塔·肯杰尔扎沃斯卡是波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女性作者导演，她习惯将镜头对准孩童和女性，表现他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但不同于波兰电影一贯沉郁冷峻的风格，她的电影纯净而感伤、细腻而深刻，如涓涓细流一般渗入到观众的心里。温软的故事，直至心底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画面是她的影片极具魅力的特色。

　　关键词：政治转型;身份认同;生命意义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8-0114-02

　　一、前言

　　1989年，波兰抛弃了共产主义制度，开始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其政治转型使得电影业也随之发生转折：审查制度废止、电影产业私有化，使得电影生产方式发生急剧转变。导演们虽然有了更自由的发挥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经费困难、电视行业挤压生存空间、好莱坞的冲击，使得波兰电影产业在九十年代跌入谷底，电影艺术陷入低迷。

　　而此时多罗塔·肯杰尔扎沃斯卡的创作弥补了诸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斯基、瓦伊达、扎努西等电影巨匠题材上的空白，成为波兰政治转型之后电影界不可忽视的一抹亮色，被视为九十年代波兰最重要的女性作者导演。本文以她的电影长片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1988年拍摄的《世界的尽头》暂无资源，所以本文将讨论其他6部作品。

　　二、身份认同窘境和生命意义的追寻

　　肯杰尔扎沃斯卡的电影也鲜明地表现出政治转型之后波兰人民，尤其是边缘群体所陷入的身份认同窘境。

　　首先，其电影中男性角色缺位和弱化的特征尤为明显。《魔鬼，魔鬼》（1911年）、《候鸟》（1994年）中的女孩儿都和母亲单独生活;《我是》（2005年）的男孩儿父亲不明;《死期将至》（2007年）里老妇人丈夫离世儿子少有回家;《明天会更好》（2011年）中三个孤儿相依为命;即便是在《一无所有》（1998年）里，丈夫也是浑浑噩噩、缺乏担当，对生活无力掌控。男性角色的缺位和弱化使得女人和孩子失了依靠，无所适从。男性秩序的坍塌代表着社会秩序的紊乱。

　　其次，其电影中的人物通常处于孤独、无助和绝望的精神状态中，对自我的身份有着深刻的怀疑和困惑。《我是》以小男孩被问及姓名开始，以同一场景结束，片尾小男孩直面镜头的一声诘问——“我是？”——更是直插人心，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他对自己身份产生的认同危机。《明天会更好》中三个俄罗斯流浪儿秘密穿越国境线来到波兰，这实际上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出逃，但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三个流浪儿最终被送回了自己的国家。其他电影当然也不一而足。

　　最后，肯杰尔扎沃斯卡刻意将人物“无名化”：其影片中要么根本没有出现人物名，要么人物有名无姓。名代表个人，姓代表家族、地区、国家，无名无姓或是有名无姓都是无根的表现，折射出冷战结束之后，在面对社会剧烈转型时波兰社会边缘人群普遍孤独无助的状态，这和波兰民族回归资本主义阵营后的茫然状态非常吻合。

　　其电影中还探讨了生命意义的哲学命题。降生之后就被遗弃，成长之路布满坎坷荆棘，最后再孤独终老。从人的降生到去世，她在影片中将生命不同阶段的生存状态状态展现了出来。从《我是》里“人生在世所为何来”的质问，到《一无所有》中人生在世的苦苦挣扎，再到《死期将至》人到暮年产生的“难道我的生命是个错误？难道一切都没有意义？”的困惑，导演在不断地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

　　她总是在电影中设置一个特定的物件作为人物情感的依托：音乐盒、纸人、泰迪熊玩偶，这些都曾是主人公回忆和感情的承载者，是他们的“灵魂伴侣”，给予他们生存下去的勇气。但这些东西最终都或损坏，或丢失，或与之分离。且电影主人公通常是被遗弃、被孤立的，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孤独而絕望，但孩子渴望母爱，女人希求爱情，老人期盼亲情。这些角色期待被爱，期待被理解，然而期待往往都落空了。于是他们纷纷选择出走，但人物最终的结局总是无望的。《我是》中小男孩奋力生活却最终被警察带走，《候鸟》里小女孩去寻找幸福的地方也无功而返，《明天会更好》里三个男孩的未来也并不光明，《一无所有》中女人以为“现在很痛苦，但不会太久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存在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容身之所，整个人生似乎怎么也找寻不到自己生存的价值。

　　即使如此，导演在影片中也给出了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正如《我是》里小男孩所希望的：“我期盼着一个有人在乎我的地方，所以它必然是因着友谊而生，它一定会是这样。”生命的诞生应该是被爱包裹着的，纵使迎着苦难降生，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也应该像《魔鬼，魔鬼》中的吉普赛人，受到排挤和驱逐，仍然热情洒脱。导演通过《死期将至》里安吉拉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告诉我们生活是美好的，个人无须被他人的情感所牵绊。

　　三、消解创伤：纯净而感伤的影像

　　肯杰尔扎沃斯卡“善于用最唯美的画面和意境讲述最残酷的故事”。大量的框架和隔物构图将画面中的人物束缚起来，场景选择上也有极强的空间表意性。同时，导演又有意识地通过逆光柔焦、特写、空镜头以及昏黄的色调等方式使视觉风格变得柔美，来尽量消解影片故事和人物命运所带来的残酷性。

　　她时常将人物置于玻璃窗、栅栏或网格之后，通过这种构图方式使人物与外界隔绝开来，来突出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进一步传达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空虚与孤寂。同时，人物被窗框或网格严密地束缚起来，这种局促受限的环境和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所处的境遇相一致，也暗示着这些弱势人群无法挣脱的命运。

　　封闭的房间、空当开阔的街道以及大海是她的电影中常常出现的场景。封闭的房间象征对个体的压抑和束缚。《魔鬼，魔鬼》里的老师以及小女孩的妈妈、《一无所有》的海拉、《死期将至》的安吉拉，他们都时常将房门紧闭，待在封闭的空间里，既是对自己的保护，又成为他们孤独和恐惧的枷锁。空荡荡的街道既是获得自由的希望，又成为漂泊无依的象征。影片中的孩子们总是要逃离学校，在街头四处游荡。街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没有束缚和压抑，同时也潜藏着危险：有时不时出现的警察，有欺负和排挤他们的孩子群。但他们在街上可以自在的舞蹈，可以自由奔跑、可以自主地交朋友，街道是他们摆脱封闭空间所带来的枷锁与束缚之后身心相对开放的趋向性。基督教和中世纪文化与文学的寓意传统赋予了大海特别深刻的象征意义，使海上航行成为人类寻求精神救赎的寓意旅程，而大海彼岸则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幸福国度。“小杂种”临海而居，想要和朋友开着船找一个有幸福和快乐的地方;“候鸟”带着小女孩离家出走，也是穿越沙漠来到海边任由船只载着她们去向幸福的彼岸。在背景呈现上，导演将镜头大部分落在夕阳西下的海边和海面，多采用逆光剪影的拍摄手法，精致的构图和诗意的情境展露无遗。

　　除了《死期将至》是选用黑白影像呈现故事，肯杰尔扎沃斯卡的其他长片电影均是昏黄的色调，在感伤之上增添了不少温馨。影片中常出现迷幻的重影镜头，在表现人物茫然的精神状态的同时，赋予影片梦幻般的美感。

　　另外，在拍摄人物时多逆光柔焦的拍摄手法，人物的轮廓柔美而富有光彩。导演常用低机位固定镜头拍摄人物和画面。这一方面使场面以静态的构图清晰地呈现，另一方面被放低的机位正与这些低到尘埃里的边缘人物相呼应，而低机位平拍让我们看到了导演对这些孤独而坚韧的人的同情与尊重。同时，让观众将视角放低，使得观众观影情绪沉静下来，心理节奏位配合着电影节奏缓缓流淌，让观众能够更细腻地体会人物情绪和心理状态。

　　肯杰尔扎沃斯卡是一位温柔的女导演，她镜头下的主人公总是柔美的，透露出她对影片中的人物充满着爱意和同情。主题内涵和影像风格上的二元对立又使得故事和人物命运本身的残酷性大大减弱，温和地摩挲着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精神上的痛苦。她不希望我们只是将目光放在影片中人物的痛苦之上，她更希望人们带着希望，带着乐观的精神去努力生活。

　　四、精神家园的自我建构

　　在对幸福只身寻找的过程中，肯杰尔扎沃斯卡让人物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精神家园的自我建构，他们在遭受过各种艰难困苦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小世界，从而变得坚强，继而从爱的渴求者转变为爱的給予者。

　　《明天会更好》中三个俄罗斯小男孩在穿越国境线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强大起来，从没有人给予他们爱转化成并三人彼此信任、相互支撑。尽管最终不得不被遣返俄罗斯，但它们内心不再孤独，对未来仍抱有希望，正如其中一个小男孩所说：“上帝存在。只是我们太蠢，找错了门路。”他告诉小伙伴们明天会更好，在“像个绅士一样”的承诺中绽放出自豪的笑容。

　　《候鸟》里小女孩在扮演“妈妈”这一角色的过程中逐渐从一个单纯的爱的渴求者变成了爱的施予者，她变得更加懂事，对劳累疲惫的妈妈有所体谅。《魔女，魔女》里马拉在屡屡失望之后爱上了如吉普赛人一般洒脱欢快的生活。

　　《死期将至》的安吉拉在临近死亡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慢慢发现生活的美好，懂得了不要死守一去不复返的回忆和得不到的亲情，奉献和分享也是一种乐趣。

　　肯杰尔扎沃斯卡习惯将镜头对准孩童和女性，尤其是以孩童为主，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六部电影中有四部的主人公是小孩子。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心智逐渐成熟，影片中的孩子们无一不是被迫成长，他们成熟的背后，连接着被抛弃和被忽略的事实。影片中处处可见成人元素对孩童世界的入侵和挤占的痕迹：抽烟、喝酒、撒谎、谈情说爱……父母对儿童关爱的匮乏造成了孩子童年的消逝。肯杰尔扎沃斯卡以无家可归的孩童为典型，用自己敏感细腻的镜头表现出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同时，她也借自己的影片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即使社会现状一时无法改变，但愿他们能自己在心里构建一片蓝天，以稀释过于浓重的苦难。

　　五、结语

　　不同于波兰电影一贯沉郁冷峻的风格，肯杰尔扎沃斯卡的电影纯净而感伤、细腻而深刻，如涓涓细流一般渗入到观众的心里。温软的故事，直至心底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画面是她的影片极具魅力的特色。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兴趣不是那些强的人，他们总是精心策划一切，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弱势的人对待生活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她将目光更多地放在了社会边缘人上，对他们内心无尽的空虚和孤寂给予深切的人文关怀，我们从的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了一位女性导演的温柔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