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慧斌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3006）

一、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华北地区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地区的传统小农经济陷入了长期内卷式的发展。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顽固性和山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成山西地区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呈现出相对“稳定性贫困”的结构。

　　20世纪早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得变化，这些变迁必定在农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消费活动中有所体现，但目前关于这段时期山西农民消费和生活水平的研究则相对匮乏。①

　　物质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山西地区农民经济生活水平，对于反映近代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经济生活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近代山西农民的生活条件

（一）衣

近代山西地区的农民衣着朴素，不同的地区、时节、年龄、性别的人穿着亦体现出部分的差异性。在晋北地区：山西北部冬夏气候差别极大，夏天人们通常只穿着一件褂子，“衣服——普通都是穿一套粗布制的白色或蓝色的短衣。夏天常常只穿一条褂子；而且补之又补，极为陈旧，褂子是不常着的，一到田里便连鞋也脱去了。”②其颜色也极为简单，多是一些粗布制的简单纯色。而“冬天因为气候严寒，差不多中上等的农民，都穿一身老羊皮做的皮袄褂；不过一身皮衣，竟有穿到六七年之久的，可说是俭而又吝了。”③动物的皮毛在山西北部通常被用来做成衣服，来抵御冬天的寒冷。不过在也只有在“差不多中上等”的农民中才能够享受到。

　　大多数农民的穿着或服装用棉布做成，他们一般买布自己缝制，随季节的不同在一年中有两三种类型的衣服，与山东台头村农民的穿衣种类极具相似性：“冬天棉衣棉裤；春秋天穿有衬里的上装，拿掉里衬的棉花的裤子。”④其贫苦程度可想而知。不同地区的农民制作衣服的原材料也不相同，高平县、陵川县等乡村居民“棉布衣料之来源，均仰给于河南省”，而神池县：“刘家山等八村棉布之来源，均仰给于河北省，此则由于与邻省距离之不同，因交通上之关系，因而通商之省分亦异亦。”⑤可见上述地区农民棉布缺乏，居民的衣服材料尚需仰给于邻近的省份。

（二）食

近代以来的山西乡村社会，在粮食消费普遍较少的情况下，农民的饮食组合较为单一，但并非没有差异性，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区域、季节、阶层等方面。20世纪前期山西农民饮食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的大宗，饮食结构极其不平衡且数量有限，生活极其贫困。

　　首先，饮食的结构表现为不是主食细粮化，而是主食粗粮化，且副食几乎没有。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作物种植的选择性很小，农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山西北部地瘠民贫是普遍存在的，由于粮食短缺，在饮食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或以不吃或少吃来维持；三餐只吃两餐一餐，每顿吃个半饱，“据说，有隔几天才吃一顿饭的，有每天仅喝稀饭一顿的。”⑥在晋北大同、天镇、阳高三县的农民：“春夏秋三季，因白昼悠长，农事繁忙，大小人家，都是一天三餐；一到冬季，白昼缩短，农事得闲，取消晚饭，午饭移后，改成两餐。早晚两餐，以谷米为主；午餐以高粱及莜面为主。”⑦这些食物种含有大量的纤维素，虽然对于清理肠道有很大作用。但由于缺乏人体每日必须的能量，农民吃了他们很难保证劳作效率。“他们的食料的粗劣，正是不近人情，如豆腐渣、谷糠、麦麸、马铃薯片及草子等，大多都由猪饲料中被举出，而活跃于农民的肠胃中”⑧。

　　近代山西乡村社会，依靠野菜充饥是很多百姓的无奈之举。在晋南高平县：“农民之主要食量，为榖米，小麦，高粱，玉蜀黍，及黍。双泉乡等四村农民之主要食粮，为榖米，玉蜀黍，高粱，豆类，及黍。”⑨而在晋北神池县：“农民之主要食粮，为莜麦，榖米，豆类，黍及马铃薯。”⑩此可证明山西东南部农民食粮与西北部农民食粮有大相悬殊之处。而高平县属之四村，以小麦为次要食品，陵川县属之四村，以玉蜀黍为次要食品，这种饮食上的地域差异性、普遍性，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近代山西乡村农民生活较为贫乏。

　　从物质生活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山西乡村各阶层生活差异两级分化的趋势不明显；

　　从消费种类上看，农民日常所食多为玉米、高粱、小米及其他杂粮，农民整体的饮食质量差别不大，这种差别并未形成两级分化的巨大反差，而是乡村普遍贫困的趋势。

（三）住

传统的山西民居主要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居住方式，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住房条件受不同因素影响，同样表现出地区、阶级的差异性。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农民们也是在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11。这种住屋被称作“窑洞”，“大半是凭山或凭岗掘洞为物，在前面加个门窗”12。这种根据当地地理环境建造的房屋，冬暖夏凉，更适宜北方人居住。其结构简单，易于建造，并且建筑成本低廉，所以“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13。农民贫穷与富裕在住房上的差别体现在房屋内部的装饰程度与数量的多寡。贫苦的农人大都住在土窑中，窑洞设备简陋，年久失修，光线极暗，遇到雨天则提心吊胆。有些农人甚至连这样的住处也没有。富有者往往拥有不止一间屋子的住宅，他们中的很多人家既有窑洞也有房屋，“这里农民底住屋，依住的地带而表现不同底形式：平地农民：大都住底是茅屋；粗陋不堪，聊避风雨，虽然在各个农村中也有几所瓦屋，然而那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地主与富农们底住宅；劳动农民们是无福消受的”。14

　　至于居住房屋内的生存条件，乔启明在20年代初对晋、冀、豫、皖、苏、闽6省农民生活程度调查研究中这样描述：“一进农民房屋，所看到的，不过是些日用必须的少数东西。什么睡床、卧坑、碗、筷、锅、笼，还有几条烂板凳旧桌子，此外就是一些必要的农具了。”15这就是一般的农民家庭内部陈列，且一般都不太注重卫生情况。“然而住居卫生之毫不注意，实有亟予教化之必要，採光底不充足，及气流底窒塞，虽已附述于上；同时，如：畜圈与住室底邻接，狗窝与鸡巢底紧靠窗前，猪食槽底正对门口，室内扫除底不勤，以及睡炕底太热”16。居民在庭院内饲养家禽，又与自己的住房挨得很近，很容易使家庭内部空气遭到污染，进而影响饮食健康。

　　而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山西晋中地区“房屋折塌，不见修筑。记者遍历十数县见样图皆折房售卖之家，萧条凄凉，目不忍睹！”17民国时期动荡的局势导致整个建筑行业都濒临破产，无人应承。“而有力与造，建筑新屋之家，则百不获一。因之恃建筑营造为业者，无不大呼倒霉云！”18

（四）行

山西地区以多山著称，农村更是沟壑纵横，道路迂回曲折，交通极为不便。各地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宜自己的交通方式：“就交通方面比较，各村地势，皆山地多而平原少，故转运多由驴骡驼运或人力背负。”19在缺乏现代化运输工具的条件下，货物运输主要靠驴骡牲畜搬运或农人肩挑背扛。

　　挑夫和养驴“赶脚”从事运输变成了一种职业，成为脱离土地和没有土地的少数农民生活来源的一个重要补充，不过这份工作也并不好做。“然而由于道路底大多数，还是迂回不平，所以驴驮及挑夫，在运输上显示着重大底作用，因之，农民们运输生活产品于市场，因难万状；不出高度底运费，即须牺牲大量底劳动时间。”20乘坐畜力车出行亦有之，“出门走亲戚，男子均步行，婆姨们有骑驴或牛的。”21而在交通工具制作上，也各具特色，“有特制通行于山道之短袖窄辕车，而刘家山各村则无此类特制之车。”22

三、结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农村中，大多数农户其实都面临着生活逐渐恶化的困境，只是其恶化程度略有不同。

　　在饮食方面，多以粗粮为主食，一日三餐或两餐，依据不同时节而定，有食用野菜的习惯；

　　服饰方面，衣服大多由农家自织粗布制成，有些地区农民的衣服材料亦由邻省提供；住房方面，以土房、窑洞为主，不同阶级、地域体现出一定差异性，但整体卫生条件极差；出行方面除去步行以外，主要是依靠牲畜的拉车，较为落后。

　　民国时期，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维持在最低限度，且有贫困化加深之势。农民的贫困化不仅在山西，在华北的广大乡村都是如此，近代华北乡村从绝对意义上说仍是过着贫困糊口的生活，这种状况距离现代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注释：

　　①③关于近代山西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主要有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韩茂莉.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M].北京:三联出版社,2017.

　　②郭德润.大同县的农民状况[J].西北,1929(03):5.

　　④⑨⑩???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4.

　　⑤⑧??刘容亭.山西高平陵川神池三县十六个乡村概况调查之比较[J].新农村,1934(09):56-74.

　　⑥荫萱.山西中路农村经济底现阶段[J].中国农村,1936(11):75.

　　⑦范郁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况[J].新农村,1935(24):20-2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9.

　　?刘容亭.山西高平陵川神池三县十六个乡村概况调查之比较[J].新农村,1934(09):56-74.

　　?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J].社会学刊,1930(03)29.

　　?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J].社会学刊,1930(03):33.

　　?鲁仲.山西社会考察记[J].大学,1934(02):296.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