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鑫

　　摘要：电影《健忘》以两地合拍的方式，运用两地的实力演员，努力淡化电影的在地性色彩，以类型上的杂揉和风格上的刻奇悲剧以及文本上的伦理寓言展现了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荒诞闹剧。

　　关键词：在地性；刻奇悲剧；伦理寓言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4-0118-01

　　一、类型杂糅：拼贴式荒诞喜剧

　　《健忘村》延续了导演陈玉勋所擅长的喜剧风格，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荒诞闹剧。电影以喜剧的方式混合了爱情、武侠、犯罪、奇幻等类型，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式拼贴风格。电影一开始就设定好了一个武侠犯罪片的发展模式，影片中马员外企图以外联一片云、内通王村长和刘大夫的暴力方式强占裕旺村，而他们能否顺利夺下裕旺村便成为了影片中的一大发展线索。在这个线索的发展过程中，影片又表现了刘大夫与春花的婚外情以及秋蓉与朱大饼、田贵和王丁远四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但影片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婚外情/苦苦等待的老套爱情故事上，而是增加了大量的喜剧元素，引人发笑，使影片成为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喜剧片。天乙真人田贵以摔倒在地的滑稽方式登场，一片云之乌云在杀害路人时背景音乐及画面构图的选择都消解了暴力、增加了搞笑的成分，一片云在狭窄山道中唱着B—box则削弱了这群土匪的凶残性，增加其幽默度。而整个故事的助推器是田贵的神奇宝物“忘忧”，它能轻易让人忘掉不想记住的事情，也能让人有选择性的记起某些事情，看起来神乎其神，为影片增添了奇幻色彩。整个裕旺村的村民都在“忘忧”的控制下丧失了理智、丧失了欲望甚至丧失了个体价值。电影以喜剧的名义混杂多种类型，具有诸多的商业电影元素，为电影占据大陆电影市场打下了基础。

　　二、“刻奇”悲剧：粗陋的自我抚慰

　　电影《健忘村》以上古神器“忘忧”为叙事动力，村民经历了王村长的利用忘忧掠夺村民钱财以修建铁路的掌权期，田贵的使村民忘记记忆来帮助他寻找回魂的夺权期和秋蓉的为了建造一片理想桃花源的乌托邦时期。电影通过这三段故事的权力更迭、人性愚弄揭示了我国台湾某些民众选择性遗忘的社会现象。正如台湾学者刘兆隆所说：“跟台湾人谈历史，每个人都像是得了选择性的失忆症，大家抛弃了他要忘记的，记住他想记住的，同时也选择他所想要诠释的历史。”在电影中无论是王村长的掌权期、田贵的夺权期还是秋蓉的乌托邦时期，其执政目的始终是为了一己私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他们利用忘忧让村民失去记忆，消除不利于掌权者的村民记忆，使失去记忆的村民成为为村长服务的行尸走肉，由此营造出一个表面上一派和谐美好实质上阴暗可怖的社会景象。这正符合刻奇美学的特色，所谓刻奇，一方面指情感的过剩，以及这种过剩的情感对于理性的遮蔽与消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虚假，卡林内斯库把这种虚假形容为“说谎的特定美学形式”。导演借电影中三位村长在权力更迭中始终没有放弃抹除村民记忆的行为借以表达台湾社会控制思想、强迫洗脑的历史事实，也表达出我国台湾部分民众对于自身的历史遭际与社会现实的悲痛控诉与自我安慰。

　　三、伦理寓言：善与恶的毁灭

　　“恶的本质是破坏性，它破坏现存秩序，挑起矛盾，引发冲突，导致对现存事物的否定；善的本质则是维系现状、保持现实的和谐与平静。”在善与恶的相互抗争和否定中，伦理观念和道德标准也随之发展变化。在“裕旺村”期间，王村长与马员外背地里计谋着以流血暴力的形式夺取村子，王村长为了儿子丁远的前途不惜把养女秋蓉以两头猪为彩礼嫁给了文盲朱大饼，为了建造车站甚至利用忘忧来敛夺村民的钱财，不合理的欲望使一个本应主持正义、刚直善良的掌权者走上了迫害村民、仗势欺人的犯罪之路。自称天乙真人的道士田贵为了权势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篡位者，并且利用忘忧将秋蓉据为己有。在他的统治期间，村民丧失了自我意识、抗争意识和生命意识。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或者说人性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自我抗争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当人失去了生命的欲望和抗争意识时，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大悲剧。电影中一位村民胳膊中箭后，被神一样歌颂敬仰的村长田贵并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手段，而是以忘忧的方法让村民暂时忘记痛苦，这样一种掩耳盗铃、自我遮蔽的方式从侧面体现出统治者的无能和残酷。秋蓉作为影片的女主角一开始便死了丈夫，后来在她的自我陳述中我们了解到她坎坷的身世和凄苦的爱情，对这样一个惹人怜爱的悲苦女性我们不禁对她抱以同情。但就在这看似善良温柔又可怜的秋蓉掌权后，她为了满足自己与王丁远过上美满生活的欲望，强行使村民忘却任何不利于她的记忆，她的前两任丈夫——田贵成了一个傻子，被秋蓉误害致死的朱大饼被放置在了一个不见天日的山洞中，善与恶在她身上不断交织，而她一手建造的人间仙境实际上掩盖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和邪恶。在这个村子里，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所有的人身上都背负着罪恶与欲望，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均被打破，这里既成为了桃花源，又成为恶人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