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涛

　　摘要：贬谪经历是贯穿苏轼一生的线索。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蘇轼贬谪经历与文学成就的相关性，得出于苏轼而言，贬谪经历和其文学成就有较强相关性的结论。

　　关键词：贬谪经历；文学成就；苏轼

　　许多古代文学大家，如李白、杜甫、苏轼，他们的诗词饱受赞誉，往往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与超凡脱俗的境界。而在这些文学成就背后，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有或多或少的贬谪经历。贬谪作为古时中央对失职或言行不当的官员的惩罚措施，对于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古代贤才们来说无疑是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但这种打击却成为了文学大家们人生经历中的共同点，不由得令人深思他们的贬谪经历与文学成就是否有所关联。本文以苏轼的经历为例，通过文献研究、定量分析等方法，探究贬谪经历与文学成就的相关性。

　　一、引言

　　纵观中华文学史，浩如烟海的佳作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古代诗文可以说是最耀眼的明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我们自小熟读的篇目；“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情令许多少年向往不己；“寂寞沙洲冷”让多少爱情失意的青年在深夜留下眼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泊是许多人老去后的共鸣。这一篇篇情深意切的诗文，历经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时光留传至今，情之深意之切却不减当年。这不只是语言文字的魅力，更是作品中反映的人生经历的魅力所致。人们往往能在古人的经历中找到共鸣处。而当仔细品读古代诗文，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佳作背后都有一段坎坷的经历，无数的成就背后都有血泪纵横。这种“奇妙的巧合”不由得引发深思：贬谪经历与创作，乃至文学成就是否有联系？本文将以苏轼为例，对比分析年龄、创作时间、贬谪经历对其创作成就的影响，找到关键的影响因素。

　　二、贬谪的相关背景

　　（一）贬谪的大背景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把做官当做最高理想，即“学而优则仕”，这往往也是他们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主要途径。但在进入了深不可测的官场后，就会面临被贬谪的危险。受贬谪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同事的陷害或者自身的失职，但面对的惩罚都很相似：降职、入狱、流放荒地等等。

　　（二）宋代的贬谪相关情况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其台谏的谏诤对象与前代不同，主要是宰执，其次才是皇帝。该制度不仅限制了皇权，同时也限制了相权，从而使朝廷决策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士大夫的意志。这极易导致个人感情因素出现的冲突上升到贬谪层面——一旦冒犯了士大夫阶级，就容易遭受贬谪之苦。因此在宋代官员被贬谪是十分普遍的。苏轼身处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遭受贬谪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三、苏轼的相关背景

　　（一）苏轼生平简介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1036年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1057年进士及第，1061年左右入仕任职。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79年末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被降职。宋哲宗即位后，被调回任职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后宋徽宗时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谥号“文忠”。

　　（二）苏轼作品量及文学成就的衡量方法

　　本文以《苏轼词编年校注》（邹同庆王宗堂）、《苏东坡传》（林语堂）、《论苏轼词》（叶嘉莹）、《唐诗小札》（刘逸生）、《宋词小札》（刘逸生）为数据来源，在统计共306首苏轼诗词的基础上探究各个时期的作品量分布。

　　文学成就以被引量和文学大家评论为指标。本文在上述306首诗的基础上细致探究各诗在上述后四本书与语文教科书被引量。文学大家评价的探究主要来源为一些文学大家的短评和鉴赏。具体呈现如下文中表格。

　　（三）苏轼贬谪经历分析

　　苏轼一生中被贬谪的次数并不少。本文的分析选取较为严重和对他一生最有影响的三次。第一次是“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第二次是在新旧党纷争中，苏轼被人寻隙诬告，于是自己请求外任，出知杭州等。第三次是新党得势后，贬斥旧臣，将苏轼远放至惠州，儋州。

　　1.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当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指出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于暗藏对朝廷的讥讽。御史台的人后又从苏轼新出版的文集中花四个月的时间找到几首疑似讽刺圣上的诗篇，上奏再次弹劾。其他一些官员也附和，历数苏轼的“罪行”。苏轼因此入狱，遭受非人虐待和审核，被强迫承认罪行。

　　此次遭遇可谓是苏轼一生中最为悲惨的，遭受的贬谪惩罚也是最严重的。苏轼本无心指责朝廷，但却被小人诬告，遭受牢狱之灾。狱中苏轼遭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迫害，让他有“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的痛苦和“再结来生未了因”的绝望。其在朝野之中引起的反响也最大：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都不少，许多身在朝野的百姓更是为其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出狱后，出任黄州期间，苏轼开始慢慢改变，其文风从“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初仕热血转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在黄州的贬谪生活让他看尽了世间冷暖、世态炎凉，他从贬谪经历中慢慢恢复。面对起浮人生，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足矣。

　　2.新旧党纷争

　　元祜四年（1089），被调回京的苏轼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出知杭州。两年后被召回，因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

　　此次贬谪经历基于政治问题，不过当时政治格局较乱，各党各执一词处抗衡阶段，且因苏轼主动请求外调，没有像乌台诗案那样闹得凶。苏轼在经历过一次贬谪后，学会了更快从打击中恢复。如出知杭州，他于元祜四年七月到达杭州后即全心全力的投入工作，向太后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用一年半时间就完善了全城的民生设施建设。这段时间里，他创作的作品大都描写任职之处的风光美景和百姓生活，他的诗词中更多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生的乐观豁达。

　　3.流放南荒

　　绍圣元年，宋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祜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被远放到儋州。此时他已58岁，接近花甲之年，身处荒芜的南蛮之地，不论是对身体还是精神都是折磨。他身处南荒期间多次患病，几次垂危，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尽管离京很远，生活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匮乏，但苏轼的乐观豁达救了他。面对这样的生活，他早已不再是过去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亦或是受苦难忿忿不平的青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显示了他努力适应并享受新生活的愉悦。不仅如此，他还尝试自己找材料做美食，酿美酒，并记录成手稿。在与各种苦难积极乐观地斗争后，他的文章中也更多地包含对生命美好的追求，以及对更高境界的向往之情。

　　四、苏轼贬谪经历与文学成就综合分析

　　（一）分析标准

　　苏轼被贬谪经历记为，（1）“乌台诗案”，（2）“新旧党纷争”（即后文“外任时期”），3）“流放南荒”，影响程度记为（1）>（3）>（2）。文学成就的判断标准一是作品的被文学大家引用的数量，二是有较高文学评价（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下文将从以上标准入手分析。

　　（二）图表分析

　　通观苏轼的一生，前半生顺利入仕，颇有政绩。以“乌台诗案”为转折点，后入狱、被贬黄州。之后虽遇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却因卷入新旧党纷争主动外调杭州。在杭州过了一段惬意日子，又因政见不合自己再次请求外任，出知颍州、扬州、定州。新党执政后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花甲之年再次被贬往荒凉的南荒。一生可谓浮浮沉沉，晚年更是身处最荒远之地，多病缠身。不过他人生的转折点及之后的贬谪时期，却是他作品产出最多的时期，许多家喻户晓的佳作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从时间轴来看，可以发现：1074年左右，入仕后颇有政绩的时期（以下简称入仕时期）是苏轼创作诗文一个小高峰；而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082年左右（乌台诗案时期），许多知名作品也在这个时期产生。第三个小高峰出现在1091年（外任时期），苏轼一生浮浮沉沉，若以他于43岁遭遇的“乌台诗案一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来划分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可以發现他后半生的作品（201）不仅产量明显高于前半生（105），且知名作品基本在后半生创作产生。

　　先来看看入仕时期（1071-1076年）和乌台诗案时期（1079-1083年）。前者与后者相差约5年，属于苏轼一生中的中年时期。这两段时间作品量分别为75、86，可谓不相上下，被引量也相似。一处是官场得意，一处是官场失意，可见仕途是否顺利对于中年时期的苏轼的创作热情有相当影响。

　　入仕时期的作品大都有对人生的一种期待。“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表现了苏轼像在世间留下些许印记的希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表达了他的报国壮志。不过这些作品在当代的许多文学大家看来都是较为稚嫩的，评价往往是“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敏锐的灵魂，美妙的诗句”等基于文字本身出发的。

　　乌台诗案时期就截然不同了，他的诗词开始倾向写对“羽化而登仙”的渴望，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变成了他的心之所向。如“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写出了他对道教中登仙境界的追求。他的志向促使他对功名利禄不再抱有执念，而是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的升华，“一蓑烟雨任平生”成为了他的常态。这样开阔的境界为古今各类文学家喜爱，评价也非常之高：“其胸前一片空阔”“飘脱之至”。连叶嘉莹先生都曾在演讲中赞赏这个时期是“词作质量的高峰”。

　　再看外任时期（1088-1093年），苏轼该期间作品量为50，可见所作诗篇数量也不少，但有名篇目不多，总体创作水平不比入仕和乌台诗案时期。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苏轼忙于工程建造等政务而损失一些创作时间。如此算来，若减去两年左右的政务时间，其本段时间内的作品产量还是十分可观的。由此可推测，本次贬谪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带去了些许动力，使这段时间的创作处于一个小高峰。

　　流放南荒时期（1094-1100年）从图表中作品量仅为32，并看不出特别之处，但较有名的作品还是较前几年有少许增加。加上苏轼流落南蛮之地期间年事己高，多病缠身，创作时间极少，能创作出佳作实属不易。且本段时间内的代表作之一《蝶恋花》受魏庆之、王阎运、俞陛云等大家赞赏其动人的辞藻和细腻的情感，其他作品也有较高的评价，如《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被赞“极其精妙，象征甚为相宜”，足以见南荒的谪居生活也给苏轼提供了一定的创作灵感。

　　（三）基础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苏轼人生中较为关键的四个仕途转折点（一处初入仕途，三处影响较大的贬谪）：

　　前两处其作品的数量和其蕴含的文学价值都随经历的起伏增长；而后半段贬谪的时段虽然作品的量不如之前多，较其他普通任职时段的每个作品所具有的平均文学艺术价值较高（运算为（被引量+文学评价数目）除以作品数量）。从柱状图可看出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基本都是小高峰。因此可得出结论：苏轼的文学创作中，贬谪经历与他的文学成就有较强相关性。

　　五、结语

　　人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想对于苏轼来说，苦难是他取得文学成就的重要动力。一路走来，他没少被生活的狂风暴雨袭击，他挣扎过、放弃过，但仍继续坚持着。他没有被命运的磨石磨平棱角，反而脱去世俗的枷锁，向着羽化登仙的境界前行。无论生活向他施加多大的压力，他都如竹子一样坚韧不折，将劲风化为挺立的动力，将一切美好豁达的情感注入一字一词一句，成就了一篇又一篇不朽的佳作。他的贬谪经历，造就了他无与伦比的极高文学成就。苏轼的经历与成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贬谪虽然早已不存在，但人生中还会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困难需要我们面对。若能像苏轼一样，抓住生活的本质，不拘泥于外物的诱惑，追求心中的一方净土，则不必感叹命运的不公——你的内心早己无比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