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听雨

　　摘要：每一个新朝代的开始与旧的朝代灭亡的时候，就会兴起一股复古与求变的风潮，例如秦朝开始时小篆的出现、汉代初始的时候隶书的兴起，晋朝行书的风行、隋末唐初时楷书的风靡。到了清朝，一个朝代即将崩塌的时候，清朝的书家也开始了复古求变之路。新创造出一种书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么清朝的各路书家就要从复古这一方面入手。

　　关键词：碑学的兴起；贴学的式微；清朝的碑与帖

　　碑，最初在庙里是扎放牺牲的石头，在墓上是安卸棺材的石头，都没有文字。后来才有刻字的。最后凡是刻字的石头都叫碑。而帖，本来是指帛书，后来扩大范围泛指一般书札，包括书信及其他小件帛书和纸书，五代以后公私汇编历代名家书迹摹勒上石，以广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为帖。

　　碑学兴起的最初原因是由于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演愈烈，要巩固满族贵族的政权，清政府对内实行了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诗），多数学者们被文字狱治怕了，为了逃避政治迫害，纷纷钻进了琐碎的训诂考据学的圈子学者们为考经证史的需要，竭力去收集金石、碑碣，引起了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和发现，为清代碑学的兴起带来了直接的契机。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广艺舟双楫》），元明时期的复古思潮到了清初更为肆烈，清帝王个人的喜爱，使董其昌、赵孟烦的字体在全国流行，科举制度倡导的馆阁体对书法艺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帖学已经被这个时期的书家写的千篇一律，不像样子了。

　　在这个贴学被写坏的时候，碑学的出现给这个时期的书家带来了新的曙光，原来自还可以这样子去写，光滑流畅的笔划与森严的结体己经不再流行而一种旧的风潮结束的时候必然会伴随着新的风潮的兴起，粗糙带有金石味道的点画与随意却富有天趣的结构，则成了新的流行趋势。当然，这个时候的贴学虽然己然式微，但此时的许多碑学书家也并非完全不去写帖，他们的尺牍里还是可以看到帖学的影子，而贴学，也并非糟粕，只是法帖一般以纸质为主，贴上的字迹只能保存百余年，而人们对前人经典法帖，只能依靠翻刻与临摹来进行传承，经过无数次的翻刻与再翻刻、摹写与再摹写，法帖的原本面貌己然失真，或许流传在此时的大多法帖也只是徒有其形而精神全无了。

　　在“前碑派”的时代，学习刻贴在士人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陈奕禧在《隐绿轩题识》中说“石刻精致，真迹苍茫，笔锋与刀异也。学石刻，即宋拓亦不能有苍茫之致。贵乎心领名制，留神古翰，再览旧镌，乃其至也，及能苍茫，几千妙矣。”这里说的“石刻”为刻贴，“真迹苍茫”可能是指墨迹中的墨色变化与枯湿浓淡之间的变化和整幅帖中流动的氣韵，这些都是石刻所不能表达出来的东西。

　　杨宾《大瓢偶笔》“世人多谓古人笔迹钩镌入石，笔法己失三四，加以世远磨泐，古人神理益不堪问，不如前辈讲论笔法之书犹为得诀。余谓不然。古人碑版，犹之祖宗之画像也；前辈讲论之书，祖宗之传志也。祖宗画像虽当日传写不能尽得神情，然视规模举止，必不大爽。后世子孙疑其不类，又以日久模糊，取传志之所载者而梦想之，吾恐画像之所失者一二，传志之所失者常八九，或有不止于八九者，则以行道之人为祖宗矣，乌乎可？”说出了当时人们认为从墨迹刻到石上，已经失去了三四分原本的面貌，再加上时间世事的消磨，古人的神貌已经不复存在了，还不如听书道老师讲解笔法来的正确，而杨宾则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碑刻如同祖先的画像，而老师讲解笔法则如同先人说过的话，祖先的画像，虽然当时不能画出全部的神貌，但是大体上来说必定不会差的太多，后代的人们怀疑不像，再加上时间已久，略微模糊。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然即得信本墨迹，不如古人，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康有为有大抱负，想要与古人争个高下，所以他认为流传下来的墨迹也只是唐人那个时候的，而六朝时候的碑板都完好无恙，刚刚出土，学碑可以直接从六朝入手，便能和唐人争个高下，而学帖只能去学唐人的，走不出去，终身只能囿与唐人。

　　钱大听则认为“古文多用竹简，后世易以楮纸，二者适于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尚焉。周、秦、汉、唐之刻传于今者，皆工妙可爱，世人震于所见，因叹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谓字画有好丑，镌手有巧拙，古人讵必大异于今。顾因丑且拙者，虽托于金石，终于草木同腐。神物所护持，必其精神自能寿世，故非古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传尔”钱大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碑与帖，古代记录文字多用竹简，再往后则用纸，这两种材质都不能保存很久，所以碑刻还存在，古代的碑刻流传到现在的都是极其工妙可爱的，现在的人震惊于所看到的字，才会感叹道古人的高深，不敢与古人争高下，而钱大昕认为字分好的和丑的，刻手有优秀的和拙劣的，所以丑且拙的字，虽然刻到了金石之上，也会和草木一同腐烂，而那些精妙的，则会被保存完好，流传到现在被发掘出来，所以不是前人的字都是好的，只是那些不好的不会流传至今。钱大听虽然说出了写手与刻手的问题，却没有深入的去探究。

　　钱泳在《履园丛话》卷十二“刻碑”中说道；“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来，碑板不下千万种，其书丹之人，有大家书，有名家书，亦有并不以书名而随手属笔者。总视刻人之优劣，以分书之高下，虽姿态如虞、褚，严劲如欧、颜，若刻手平常，遂成恶札。”钱泳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刻手优劣也很重要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