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

　　摘 要：与《水浒传》中众多生龙活虎、侠肝义胆的男性英雄相比，《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不能尽如人意。研究《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可以深刻揭示作者复杂、矛盾的妇女观，而且还能进一步揭示《水浒传》中女性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明确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女性悲剧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水浒传；女性角色意识；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7-0005-02

　　一、前言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文学家们塑造了无数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才貌双全，温柔顺从，她们的精神世界由男性支配，因而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识，未能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她们身上映射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形象的评价，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意识。

　　《水浒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它描绘了一场农民起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最后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全过程。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和生机勃勃的斗争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人们传颂。就连那些女性人物，如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以及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都深为人们所重视。作者在她们的身上着墨并不多，但后人对她们的评价却颇多。

　　二、女性相貌意识上的觉醒与转型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文人非常看重女性物质属性，大多数文人在塑造女性形象时，都比较热衷于描写女性的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尽管文人描写女性美貌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用美女来隐喻自己的生活理想和人生志向，有的借美女形象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和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感，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花容月貌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就在众多文人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把笔触都指向女性的花容月貌时，《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视角。他笔下的三位女英雄形象，除扈三娘有些许姿色外，其余两位长相均略显庸俗，甚至有些面目狰狞，连绿林须眉都望而生畏。

　　母大虫顾大嫂的长相和装扮是：“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个时兴钏镯。”

　　母夜叉孙二娘的长相与打扮也是让人不敢恭维：“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蠹坌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金钏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这样的外貌长相既无大家闺秀的气质，又无小家碧玉的韵味，反倒让人觉得五大三粗，颇有江湖味绿林流氓气。

　　特别是孙二娘，她虽然精心刻意打扮自己，却始终给人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感觉。如武松初到十字坡时见到的孙二娘形象是：“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纽。”等到她认为武松已被蒙汗药放倒时的表现是：“脱那绿纱衫儿，解了红绢裙子，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水浒传》第26回“母夜叉猛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无论是装束还是行为都很难让人把她与传统美女形象相提并论。

　　诚然，在这之前也有女英雄形象，如替父从军报国杀敌的花木兰。但花木兰在荣归故里后“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描写足以说明作者还是重视美貌的。

　　可见，《水浒传》的作者如此地描述顾大嫂、孙二娘的外貌应该是史无前例的。施耐庵笔下的顾、孙二人不仅没有花之容、月之貌，而且连长相一般都谈不上，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但她们却是梁山女英雄，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形象。

　　三、女性角色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水浒传》中的淫妇形象，最成功的当属潘金莲和阎婆惜。她们代表身处封建社会禁锢中的最底层女性群体，渴望得到自己的爱情，但是又不得不对现实环境妥协。她们最终为封建社会所不容，所以她们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但是这符合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女性就是在这种压迫中生存的。可以说潘金莲和阎婆惜是《水滸传》中最富悲剧性的人物了，也是自《水浒传》成书以来，至今为止被世人咒骂最多的人物之一。

　　而造成潘金莲和阎婆惜悲剧原因首先是她们都有着年轻貌美的姿色，其次是可怜的身世和遭遇，然后是不甘寂寞的心，最后是当时的经济、文化等大环境。使她们一步步走上违背礼教的人生道路。她们最终只能惨死于封建道德的利刃之下。她们的存在只有遵守封建道德的义务，而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否则就是付出惨痛的代价。

　　潘金莲是个极悲剧性的人物。她原来是一家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在心，却倒赔写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嫁与他”。（第二十四回）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潘金莲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她摆脱他主人的纠缠，不甘受人摆布，任人玩弄，并非贪图荣华富贵之人。因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丈夫，所以她只能嫁给武大郎。武大郎是一个丑陋的侏儒，人称“三寸丁谷树皮”。既不能满足潘金莲肉体，也不能满足潘金莲的精神，更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常常还会受到无赖的调戏。这样的生活使潘金莲肉体、心灵和精神上都疲惫不堪。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潘金莲的悲剧，也造成她的心灵的扭曲。或者因为潘金莲所处的环境，让她的反抗意识非常的强烈。之后碰到武松，“我嫁得这等一人，也不枉为人一世”这使她压抑许久的爱情瞬间激发，但这种不正常的叔嫂关系更能体现潘金莲敢于挑战世俗、伦理的性格。当武松去武大郎家吃饭时，“武大让妇人做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妇女坐主位，在男权社会是很少见到的现象。也说明潘金莲具有反叛精神。她不再是一个接受命运安排的传统女人，她为自己的爱情拼命争取，拼命的追求，直到武松粗鲁地拒绝她。之后遇见风流成性、狡诈好色的西门庆，使她的悲剧进一步加深。在王婆的教唆和西门庆的引诱下，潘金莲便一步步偏离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不顾一切伦理道德与西门庆偷情直到最后的弑夫。谁能说她追求爱情的行为就错了呢？但是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这些行为一次次的挑战了封建伦理的极限，在封建男权社会里，潘金莲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作者把她安排成一个荡妇的形象，以悲剧命运收尾，符合封建伦理纲常，也算是作者对封建社会所作的一种妥协。“而让她陷入这一悖论处境的不是武大郎不是武松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①”

　　四、揭示女性角色的共同悲剧性

　　在《水浒传》中，作者为我们塑造的妇女形象，无论是以潘金莲为首的“淫妇”，还是以顾大嫂为首的“巾帼英雄”，都没有摆脱被男子征服的命运。虽然她们反抗的方式不同，但最后的结局却都一样，不是被男子残暴的杀死，便是走上“夫唱妇随”的道路，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夫权社会为她们铸造了符合男性的思想和枷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治的需要和人性的自然需要又常常使男子首先违反这些戒条。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便被迫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们除了自毁或被毁外，已经别无选择。那个时代没有给她们别的出路②。

　　从中国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看出这上点。早在汉代，董仲舒就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妇纲”的三纲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加强，女性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

　　到了宋明时期，这一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南宋的思想文化中，程朱理学家们一方面提倡“阴阳之道，不可偏废；夫妇之伦，不可乖离”；另一方面，却允许奴婢、娼妓制度的存在，甚至还在军队中专门设立官妓、军妓以供官吏取乐。

　　到了明朝，这种贱女风气有所收敛，但却大力提倡社会风化、妇女节烈。《明会典》中的“洪武元年诏令”曰：“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嫁者，笙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受此影响，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王祎等奉敕所撰的《元史》所收烈女竟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正史。元以前的史书所载烈女，连《烈女传》及其他传中所附及者，没有超过六十人的。《宋史》最多，亦不过五十五人；而《元史》竟猛增到一百八十七人之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便形成一种压抑妇女的文学思潮，作家本人也不能脱离那种思潮而独立存在。所以在作者的眼中，不管是“淫妇、荡妇”，还是“巾帼英雄”，其女性形象都已变成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描写她们只是为了衬托男性英雄的侠肝义胆、豪气冲天。

　　五、结语

　　女性的悲剧在现代社会能否避免，还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但妇女能否解放自身，能否避免自身的悲剧继续重演，还要取决于她们能否摆脱自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只有从经济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挺起胸膛与男子争取胜更多的权利。

　　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压抑女性的父权文化必将会被健康平等的两性文化所代替。这不仅是女性斗争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李新灿.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2.

　　②罗嘉慧.宗法伦理与女性悲剧—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爱情作品的影响[J].广东社会科学，1994（02）.

　　參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马成生.水浒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3]周俊玲.从儒家思想看水浒传妇女观[J].古代文学：名作欣赏，2003.

　　[4]马瑞芳.女性意识在三国水浒中的空前失落[J].东方论坛，1994（04）.

　　[5]杨萍.漫说水浒中女性的悲剧[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5（03）.

　　[6]王庆芳.水浒传妇女描写之我见[J].鄂州大学学报，1988（01）.